十年没回老家，我差点没认出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
树还在，比我记忆里粗了一圈，树冠遮住了半边院子。夏天的蝉鸣刺耳得像指甲刮黑板，空气里弥漫着老家特有的潮湿霉味。
我妈在灶台边忙活，后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还拎着一只刚杀好的鸡。
“姐，回来啦！”我妈冲我笑了笑，嘴角的弧度熟悉得让人想哭，“快进去坐着，饭马上好。”
她今年四十七，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明明只比我大二十二岁，看起来却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
我正想说什么，院子里忽然跑出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大的七八岁，小的五六岁，抱着我妈的腿喊“妈妈”。
“这是我的老三和老四。”我妈用下巴朝他们努了努，“来，叫大姐。”
两个孩子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飞快地喊了一声就跑了。
老五在她背上，吮着手指，睡得正香。
算上那个今年刚考上大学、暑假没回来的大弟弟，我妈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今年二十六，底下四个弟妹，最小的才九个月。
村里人每次见到我妈，都要竖起大拇指：“五姐，有福气啊！”
我妈叫赵五姐，不是因为她生了五个孩子，是因为她在娘家排行第五。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宿命——五姐生五个，天意。
亲戚们说起这件事，语气虔诚得仿佛在讲一个神迹。
只有我知道，这背后没有什么神迹，只有一个女人二十六年没有停歇的生育史。我妈二十一岁生我，二十三岁生老二，二十五岁生老三，之后歇了几年，三十岁又生了老四，四十六岁高龄生下老五。
她的人生就像一条被切分成等距片段的流水线，每一个片段都在怀孕、生产、哺乳中循环。
杀好的鸡下了锅，灶台里柴火噼里啪啦地响。我妈把背上的老五解下来，放在一旁的婴儿车里，擦了擦额头的汗，对我露出一个歉疚的表情。
“你一个人回来的？男朋友呢？”
“分了。”我说。
“分了？”她愣了一秒，很快又笑了，“分了好分了好，妈跟你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看了她一眼，没接话。
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剁鸡块。刀落在案板上，声音沉闷有力，仿佛在剁碎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那个让她觉得“男人不是好东西”的人，此刻正坐在堂屋里看电视。我爸，赵德厚，今年五十一，面色红润，肚子滚圆，瘫在藤椅上嗑瓜子，茶几上的手机正在放某音里那些扭来扭去的短视频。
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养了五个孩子，从来不用半夜起来泡奶粉；老婆在灶台边忙得脚不沾地，他只需要按时坐到饭桌前就行。
“爸，我回来了。”我站在堂屋门口喊了一声。
赵德厚慢吞吞地转过头，眯着眼睛看了我两秒，咧嘴笑了：“大姑娘回来啦！瘦了瘦了，在外面吃苦了吧？让你回来考公务员不考，非要在外面漂。”
他说话的时候，嘴里瓜子壳飞溅，几片落在了茶杯里。
“先坐着，饭马上好。”他朝我挥了挥手，又转过头去刷视频了。
手机里的音乐很响，是那种听了就让人脑仁疼的调调。
我站在门槛上没动，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很陌生，又很熟悉。陌生是因为我太久没回来，熟悉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没变——男人永远坐在那里，女人永远在厨房里忙碌，孩子永远在哭叫和奔跑。
唯一不同的是，厨房里的女人从我妈变成了我。
不，也不对。
厨房里是我妈，我妈是厨房里的那个女人。而我，是这个家的大女儿，一个被期待接过这根接力棒的人。
“姐，帮我递一下那个盘子。”我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我回过神来，走进去帮忙。厨房很窄，两个人转身都困难。灶台后面堆满了杂物，墙角的水缸上落了一层灰。我妈一个人在这里站了二十多年，从一个年轻女人站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她的腰不太好，站久了就会疼，但从来不跟我说。她的指关节有些变形，是长期沾冷水和做粗活留下的。她的脸上有了深深的法令纹，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纹路像干涸的河床。
“老五晚上闹不闹？”我问。
“还行，就是夜里要醒两三次喂奶。”我妈笑了笑，“习惯了，之前带老四也是这样。”
“你身体受得了吗？”
“有什么受不了的，”她把鸡块倒进锅里，盖上锅盖，“女人嘛，都这样。”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我妈从不觉得自己可怜，她甚至觉得那些只生一两个的年轻女人“太娇气”。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那时候，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骄傲，仿佛苦难是勋章，疼痛是荣耀。
老五醒了，哭了起来。我妈飞快地关掉火，抱起孩子，撩起衣服喂奶。她靠在灶台边，一只手托着孩子，另一只手还拿着锅铲。
“姐，你帮我把灶里的火调小一点。”
我蹲下去，拨了拨柴火。火光照在我脸上，热烘烘的，油烟味呛得人想咳嗽。
“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生这么多——”
“哎，别说了，”她打断我，声音很轻，“都生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抬起头，看着她的侧脸。她在低头看怀里的孩子，眼神温柔又疲惫，那是一种把整个人生都揉碎、重组、再揉碎后才会有的表情。
我想起十年前，我十六岁，刚考上县城的高中。我妈那时候怀了老四，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洗衣服。我爸坐在一边抽烟，什么忙都不帮。
我当时忍不住说了一句：“妈，你能不能别再生了？”
我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妈不生了，以后就靠你带弟弟妹妹了。”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某个地方。不是疼，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窒息感。就好像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安排了后半生的剧本。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毕业后留在了那里。我妈从来没说过让我回来帮忙的话，但每次打电话，都会不经意地提起老四又感冒了、老五夜里哭得厉害、我爸一个人忙不过来。
“一个人忙不过来”——她甚至不觉得自己忙不过来。
我每个月往家里寄三千块钱，我妈从不拒绝，每次都收了。我知道这些钱都花在了弟弟妹妹身上。我的工资不高，每个月房租吃饭交通去掉一大半，剩不下多少。但我不敢不寄，因为如果不寄，我妈就要去做更多的活。
她在镇上接了一个缝纫的活计，一件衣服三毛钱，一天做两百件才六十块。六十块，我妈要弯着腰踩一整天缝纫机。
去年过年，我没回家。我妈打电话来，说她眼睛不太好使了，缝纫机踩不来了。
我问：“那老五的奶粉钱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妈说：“实在不行，你把老五带去省城带吧。”
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帮妈带带老五，”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小，“你爸最近腰痛，我一个人实在弄不过来。你带着老五去省城，白天上班的话可以找个托班，妈每个月给你打钱。”
每个月给我打钱。她自己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我在电话这头站了很久，最后说了句“我想想”，就挂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我忽然发现，我妈说那句话的时候语气太自然了，就好像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女儿带弟弟，天经地义。
她甚至不需要跟我商量，只需要“提一下”。
因为在她的人生经验里，长姐如母，这四个字就是真理。
现在，我妈在灶台边喂完奶，把孩子递给我：“你抱会儿老五，我去炒菜。”
我接过那个九个月大的婴儿，他看着我，嘴一瘪，要哭。我赶紧晃了晃，嘴里发出“哦哦哦”的声音。他打了个哈欠，竟然没哭。
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你看，老五跟你亲。你带他回去住一段时间吧，他跟你肯定过得惯。”
我抱着老五，没说话。
院子里传来老四的哭声，大概是被老三推了一下。老三跑了，老四坐在地上哭。我爸在堂屋里喊了一句：“哭什么哭！”然后继续刷他的短视频。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老三老四，你们俩过来，妈给你们擦擦脸。”
两个小孩跑过来，脸上糊着鼻涕眼泪，我妈拿湿毛巾擦干净，又给他们一人塞了一个糖。老三拆开糖纸就吃了，老四撕不开，急得又要哭，我妈蹲下去帮他剥。
“姐，你帮我看着锅，鸡汤不要烧干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头都没抬，好像我本来就是厨房里的另一个女人。
我突然想起一个词——接力棒。
从我奶奶传给我妈，我妈传给我。生孩子的接力棒、带孩子的接力棒、操劳的接力棒、牺牲的接力棒。一代传一代，从不停歇。
而那些男人呢？他们永远坐在堂屋里嗑瓜子、刷短视频、挺着肚子等吃饭。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老家的、亲戚的、邻居的。女人一辈子都在忙碌，男人一辈子都在闲着。女人觉得这是命，男人觉得这是理。
“女人嘛，都这样。”
我妈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笑得很自然。她不是在抱怨，她是在陈述一个她深信不疑的事实。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水往低处流一样，她觉得女人就应该这样。
而我呢？我应该接过这根接力棒吗？
我应该像她一样，把自己的人生切成片段，每一个片段都在伺候别人？
我应该像她一样，把大女儿叫回来，把最小的弟弟妹妹塞给她？
我应该像她一样，等老了之后，坐在灶台边喂奶，腰间盘突出，指关节变形，还在笑着说“女人嘛，都这样”？
不。
鸡汤快要烧干了，我关掉了火。
我妈站起来，走过来揭开锅盖，看了一眼：“刚好，可以出锅了。”
她端着汤盆往堂屋走，老五在婴儿车里又哭了起来。我走过去抱起他，在怀里摇了摇。
“姐，吃饭了，快点。”我妈的声音从堂屋传来。
我抱着老五走出去，堂屋里的圆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我爸坐在正中间，我妈在他左手边，老三老四挨着我妈坐。还剩一个位置，在他们对面，留给我。
我抱着老五坐下来。
“来，吃饭吃饭，”我爸夹了一块鸡肉放在自己碗里，“大姑娘回来，你妈专门杀了只鸡，你多吃点。”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老五，又看了看桌上那盆冒着热气的鸡汤。
老三已经开始吃了，筷子拿不稳，扒拉得到处都是。我妈一边吃一边帮他擦嘴，还要应付老四在旁边喊“妈妈我要那个”。我爸吃得很快，嘬骨头的声音很大。
“姐，你快吃啊，菜凉了。”我妈看了我一眼。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放在嘴里。鸡肉很老，我妈煮了太久，嚼起来费劲。
“妈，鸡煮太久了。”
我妈一愣，然后笑了：“哎呀，都怪你刚才喊我，我多煮了一会儿。”
我爸在旁边接了一句：“你妈做饭就是这样，什么都煮过头。上次那个排骨，炖了一个下午，骨头都快化了。”
“那不是你爸喜欢吃烂的吗？”我妈笑着回了一句。
老三把汤洒在了桌上，我妈连忙拿抹布擦。老四趁她不注意，伸手去抓盘子里的肉，我妈又赶紧拦着：“烫烫烫，等凉了再吃。”
一顿饭吃得兵荒马乱。
吃完饭，我爸放下筷子，回到他的藤椅上刷短视频。我妈收拾碗筷，老三老四在院子里疯跑。
我抱着老五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妈弯着腰刷碗，忽然开口：“妈，老五我不能带回去。”
我妈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
“我工作忙，租的房子也小，带不了孩子。”我说。
我妈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没事没事，妈就是随口一说，你别放在心上。妈一个人也带得过来，又不是没带过。”
她把碗放进柜子里，擦了擦手，走过来抱走老五。
“你回去好好上班，别操心家里。妈好着呢，什么都能干。”
她说着，低头亲了亲老五的额头，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我看着她，忽然发现她老了。不是那种慢慢变老，而是在某个瞬间忽然老了。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发、微微佝偻的背影，都在告诉我——她已经在厨房里站了太久。
老五在她怀里哼唧了一声，她轻轻拍了两下，哼起了儿歌。
“月光光，照地堂——”
那是小时候她哄我睡觉时唱的曲子。
我转过身，走出了厨房。
院子里，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蝉还在叫，好像永远不会停。
我站在树下，仰头看天。天空很蓝，云很白，阳光很烈。
这座院子的围墙很高，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墙里的人永远看不到墙外，墙外的人也看不清墙里。
而我，既是墙里的人，也是墙外的人。
我听到堂屋里我爸的手机还在响，我妈的儿歌还在哼，老三老四的笑声还在院子里回荡。
老五忽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哭声很响，穿过院子，穿过槐树的叶子，穿过午后的阳光，钻进我的耳朵里。
我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