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下。”

枪托砸在膝弯，陈念祖跪倒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身后是十七个同样衣衫褴褛的中国人，面前是沙俄监工马卡洛夫——他叼着雪茄，用马鞭抬起陈念祖的下巴。

“中国人，像蟑螂一样的东西。”马卡洛夫吐出一口烟圈，“你们那个皇帝，连日本人都打不过，还想修这条铁路？”

陈念祖低着头，指甲抠进泥土。他想起来了——上一世，也是这样。1908年深秋，他被骗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亲眼看着十七个同胞冻死、饿死、被鞭子抽死。他自己在三个月后死于伤寒，尸体被扔进乱葬坑。

但他又醒了。

醒在1908年9月17日，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火车上。车厢里挤满了被骗来的劳工，有人还在为“一个月八卢布”的工钱兴奋，有人已经开始后悔。陈念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那个被子弹打穿的窟窿还在梦里隐隐作痛。

不是做梦。他真的死过一次。

“你，哑巴了？”马卡洛夫的马鞭又抽过来。

陈念祖没躲。鞭子抽在脸上，火辣辣地疼，但他嘴角反而勾起一个弧度。上一世，他连躲都不敢躲，像条狗一样蜷缩着，换来的是更狠的毒打。这一世——

他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

“马卡洛夫先生，”陈念祖用流利的俄语说，“您知道1905年的海参崴起义吗？那些造反的水兵，最后是怎么死的？”

马卡洛夫愣了一下。一个中国苦力，会说俄语？还知道海参崴起义？

“你——”

“被自己人出卖的。”陈念祖站起身，膝盖上的冰碴子簌簌掉落，“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纲领。所以他们死了，您这样的人活到了现在。”

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但我不一样。”

马卡洛夫下意识后退半步，手按向腰间的左轮枪。周围十几个沙俄士兵也端起了步枪，但陈念祖身后的十七个中国劳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他们不再佝偻着背，不再低着头，而是像狼一样盯着那些枪口。

“你、你们想造反？”马卡洛夫拔出手枪。

陈念祖没看他，而是转头看向东北方向。那里有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有沙俄的护路队，有几十个像他一样的中国苦力。再往南，是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往西，是正在工业化的欧洲；往东，是刚刚打赢日俄战争的日本。

1908年，全世界都在盯着欧洲的巴尔干火药桶，没人注意到西伯利亚这片荒原上，一群中国苦力正在酝酿什么。

“造反？”陈念祖笑了笑，“不，我们是要——”

他一把夺过马卡洛夫的手枪，动作快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枪口顶住对方的脑门，冰凉的金属贴着头皮。

“——拿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

第一声枪响撕裂了西伯利亚的寂静。

十五分钟后，十七个劳工跟着陈念祖，穿上了沙俄士兵的军装，扛走了六支步枪、两箱子弹和三个月的军饷。马卡洛夫被绑在路边的木桩上，嘴里塞着自己的雪茄。

“你到底是什么人？”马卡洛夫含混不清地问。

陈念祖翻身上马，回头看了他一眼。寒风卷起他身上的破棉袄，露出里面一件深红色的衬衣——那是他特意找来的，颜色像血，也像某种正在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旗帜。

“告诉你的上司，”他说，“西伯利亚的苦力们不干了。从今天起，这片冻土上，有人要改姓了。”

马匹嘶鸣，一行人消失在茫茫雪原中。

马卡洛夫挣扎了两个小时才被路过的巡逻队救下。他语无伦次地向长官报告，说有个中国苦力抢了枪、杀了人、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长官问他那人叫什么名字。

马卡洛夫想了很久，只记得那个中国苦力最后回头时，眼睛里映着西伯利亚苍白的太阳，像两团烧不灭的火。

“他说他叫陈念祖，”马卡洛夫说，“他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记住祖宗。”

三天后，赤塔附近的一个沙俄军火库发生爆炸。

一周后，一支十二人的巡逻队失踪，只留下插在雪地里的红旗，上面用俄语写着一行字：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旗子下面压着一份手写的宣言，落款是五个字——

红色兄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