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烟的青雾里，我看见了光绪皇帝的脸。
不对。
光绪还没登基。现在是咸丰七年，我该看见的是那个在热河行宫等死的男人。
可我没空想这些。
铁链拴着我的脚踝，潮气从地砖缝里往上渗，广州城外的这座鸦片馆比猪圈还脏。我躺在稻草上，肺里灌满了福寿膏的焦臭味，身体轻得像一片纸。
上一世，我也是这么死的。
死在1900年，死在北京东交民巷的炮火里。我是礼部侍郎沈知行，签过《马关条约》，跪过日本公使，最后被洋人的流弹打穿脑袋。
临死前我看见慈禧的车队往西安跑，看见义和团的尸体挂满城墙，看见这片土地上四万万人在泥里爬。
然后我醒了。
醒在1857年的冬天，醒在被堂兄沈知礼卖进鸦片馆的第三天。
这个身子才十七岁，是广州沈家的庶子，被嫡母算计、被堂兄做局，染上烟瘾后又卖到这里抵债。
我撑着墙站起来。
门口打手听见动静，掀帘进来，手里拎着根藤条：“躺回去。”
我没动。
他扬手要抽，我盯着他的眼睛：“告诉你们东家，沈家六房的田产地契藏在哪里，我知道。”
藤条停在半空。
“三千万两白银的埋藏地，我也知道。”
打手的眼睛瞪圆了。
“但这些东西，只能给一个人。”
我擦了擦嘴角的血，笑了。
“去告诉你东家，就说沈知行要见他。谈得拢，整个广东的烟土生意，我替他翻三倍。”
东家姓卫，叫卫长卿。
他是广州最大的鸦片商人，表面开着十三行最大的茶庄，暗地里每年从孟买运进来的烟土够全广东抽三年。
卫长卿坐在紫檀木椅上，四十来岁，保养得宜，手里转着两个玉球，上下打量我：“沈家一个被扔出来的庶子，口气倒不小。”
我身上还穿着鸦片馆的破衣，但脊背挺得很直。
“卫老板，你去年从孟加拉进货，单箱成本二百三十两，运到广州卖八百两。利润看着高，但沿途要打点水师、海关、绿营，到手的银子四成喂了官老爷。”
玉球停了。
“今年两广总督换了人，叶名琛被洋人抓走，新任的每箱要抽一百二十两的厘金。你的利润已经从五百七十两跌到三百两，再这么下去，不出三年，你的生意就要被怡和洋行吃掉。”
卫长卿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不光知道这些。”我往前走了一步，“我还知道，卫老板你真正的野心不是做鸦片，而是做军火。你想从英国人的军火库里分一杯羹，但你没有门路，也没有本钱。”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
“你是谁？”
“我是能帮你的人。”我说，“给我三千两银子，一年之内，我让你的钱翻十倍。给我三万两，五年之内，我让广东再没有洋人能站着跟你要钱。”
卫长卿的手在发抖。
不是怕。是兴奋。
“你要什么？”
“两条枪，十个人，还有广州东郊那间废了的船厂。”
“你要枪做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卫老板，你以为我帮你赚钱是为了什么？为了分你几成利？”
我摇头。
“我要你这条线。我要你的船、你的人、你在十三行所有的门路。”
“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洋人用大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我们就用大炮轰回去。但轰回去需要钱、需要枪、需要船。这些东西，朝廷给不了，我只能自己挣。”
卫长卿重新坐下来，脸上的表情变了。
不是商人看货物的表情。
是枭雄看另一个枭雄的表情。
“沈知行，”他慢慢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你在说要造反。”
“不。”我纠正他，“我在说要救这个国。如果朝廷不肯救，那就我来救。如果满人不肯救，那就汉人来救。如果这天下所有人都跪下了——”
我解开破烂的衣襟，露出胸口被烟枪烫伤的疤痕。
“那就我站着。”
卫长卿沉默了整整一盏茶的工夫。
然后他笑了。
“三千两，两条枪，十个人，船厂。”他伸出手，“但我有个条件。”
“说。”
“你的计划，我要全程跟着。不是不信你，是我卫长卿这辈子见过太多说大话的人，我想亲眼看看，你这个敢站着的人，到底能站多久。”
我握住了他的手。
“你会看到的。”
从卫长卿的宅子出来，天已经黑透了。
广州城里的灯火稀稀拉拉，远处能听见珠江上的洋船汽笛声。英国人在两年前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现在广州城外的白鹅潭上，停着二十多艘英法军舰。
我站在江边，看着那些铁甲船。
上一世，我跪着签了《北京条约》，看着九龙被割走，看着洋人在中国土地上修铁路、开矿山、设银行。
这一世，我不会再跪了。
“沈公子。”身后一个声音响起。
我回头，是卫长卿派给我的第一个护卫，叫赵铁生。三十来岁，当过湘军，后来因为杀了长官被通缉，躲到广州投了卫长卿。
“东家让我问你，第一件事做什么。”
我看着江面上的洋舰，说：“去船厂。然后帮我约一个人。”
“谁？”
“两广总督衙门里的一个师爷。叫王韬。”
赵铁生愣了一下：“您认识他？”
我笑了笑。
上一世，王韬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启蒙者，第一个提出“变法自强”的人。但现在他还只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幕僚，在衙门里写公文。
“不认识。”我说，“但他很快就会认识我了。”
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咸的海味。
1857年的冬天很冷，但我的血是烫的。
我知道，接下来的三十年，我会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每一个人，都记住沈知行这个名字。
不是因为跪着签条约。
是因为站着改天命。
远处，白鹅潭上的英国军舰鸣了一声汽笛，悠长又刺耳。
我转过头，朝船厂的方向走去。
步子不快，但很稳。
像是踩在这时代的脊梁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