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晨曦从筒子楼东侧的缝隙里挤进来的时候，易遥已经醒了。

不是自然醒。是隔壁在咳嗽。

那种咳嗽声像是什么东西卡在嗓子眼里，闷闷的，沉沉的，一下一下碾过薄得像纸的隔墙。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横贯南北的裂缝——从去年入冬就裂了，房东用黄色塑料条糊了一下，现在那些条子歪歪扭扭地挂着，像一张咧开的嘴。隔墙那边又咳了几声，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紧接着是拖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很薄，薄到能闻到底下的荞麦皮味道。

这座筒子楼蹲在北方工业城市的东南角，锈红色的砖墙被多年的煤烟熏成了接近黑色的深灰。三层，一个楼梯上来，左右两扇门，每扇门里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两侧挤着住户，少则三四户，多则七八户。楼道的墙上贴满了层层叠叠的广告纸，那些纸一张压着一张，最底下的早就看不清字迹，边缘泛黄起卷，风从楼道尽头破掉的窗户灌进来的时候，那些纸就哗哗地响，像无数张嘴在低声说话。

易遥把被子掀开。被子是军绿色的，她妈从什么地方拿回来的，边角磨出了白色的经纬，盖在身上能闻到一股洗衣皂的味道——那种味道不太干净，因为它已经和筒子楼里几十户人家的油烟味、煤烟味、潮湿味混在了一起。

走廊里已经有声音了。

对门那户人家的女人在烧蜂窝煤炉子，呛人的烟顺着门缝飘过来，易遥吸了一口就想咳嗽。水房的方向传来哗啦哗啦的水流声，有人在用冷水洗衣服，冬天和夏天都是冷水，因为这片老楼的管道太老了，热水器装上就是摆设。

她坐起来，光脚踩在地面上。

地板冰凉，冰得她脚趾蜷缩了一下。

“起来了吗？”走廊里传来了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她听见。是隔壁的齐铭。

她没应。

“易遥。”他又叫了一声。

“醒了。”她终于开口，声音比她预想的低哑，带着刚睡醒那种涩涩的不爽利。

“等你洗漱完，我买了豆浆。”齐铭的声音隔着那层薄得不像话的隔墙传过来，不急不慢的，带着一种——她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耐心，也许是习惯。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住对门，那时候这栋楼还新一些，楼道里没有这么多裂缝，管道没有这么容易堵，住在这里的人还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变好。

十一年过去了。日子没有变好。只是大家都不再说这件事了。

易遥套上校服。校服是白色的，但洗了太多次，白色已经褪成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像白，又不算白，总觉得哪儿带着点灰。右胳膊肘那里有一个补丁，是她妈用针线缝的，针脚又大又疏，她每次都把那个部位往书包带子底下藏。

推开门的时候，走廊里那股混合气味扑面而来。

筒子楼的走廊，在做饭时间是战场。家家户户的门都敞开着，煤烟、葱花、油星子，甚至是炒菜时飞溅出来的水沫子，全都和走廊里终年不散的潮湿交混在一起。脚下的水磨石地砖有几块已经松动，踩上去会微微下陷，底下是空心的，每一步都带着一种随时会塌下去的错觉。左侧墙壁上钉着好几个电表，密密麻麻的电线从各自的电表一路往上爬，在头顶绕成死结，像一团巨大的黑色蛛网。

齐铭站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穿着和她一样的校服。

但他的校服不一样。

同样的大白色穿在他身上像是另一个牌子的衣服，没有褶皱，没有污渍，领口干干净净，拉链拉到领口下方整整齐齐的位置。他的书包挂在肩上，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露出里面的豆浆杯。

“走吧。”易遥没看他，径直朝楼梯口走去。

楼梯很陡，楼梯间的灯泡坏了，从一楼上到三楼，只能靠两边住户家里透出来的光。易遥走得很快，脚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的声响清晰而急促，像是一种拒绝。齐铭跟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比她轻得多。

到了一楼，光线亮了一些。

这座筒子楼外，是这片老旧厂区生活区最破败的一角。几栋灰色的住宅楼歪歪斜斜地站着，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了下面青灰色的砖体。一楼住着的老太太们已经搬了板凳出来坐着，手里拿着毛线或者摘着菜，看到易遥从楼道里出来，目光就黏上来了——不是看，是打量，那种从头到脚、带着计算和判断的打量。

“易遥，吃饭了吗？”一个老太太问。

“吃了。”易遥说。

她没有停下脚步。

齐铭倒是停下来和老人们打了个招呼，笑了一下，那几个老太太的脸就松开了。

她们看他和看她的目光不一样。

这件事她和齐铭都知道，但谁都没有说过。

上学这条路要走十五分钟。出了生活区大门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柏油路，路边两排老槐树，树冠在头顶交汇，把阳光切碎成一片一片的。这条路的左侧曾经是整个城市最大的国营纺织厂，但现在大门紧锁，铁门上的红五星还能看见，门卫室里空无一人，窗玻璃上落满了鸟粪。

工厂在几年前停产了。

那些曾经维持着整个生活区运转的机器不再轰鸣，那些曾经让上千工人引以为傲的车间变成了空壳。厂里的人经历了从“国企职工”到“下岗”的过程——不是慢慢过渡的，是一夜之间。文件下来，开会，宣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人拿到了几千块的买断费，有人什么都没拿到就回了家。

这条路，易遥走了三年。每次经过纺织厂大门，她都会看一眼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牌——上面写的是“XX市第一纺织厂”，那几个字是印刷体，端端正正的，像一种承诺。然后她会移开目光，继续走。

“你昨晚听到狗叫了吗？”齐铭在她身侧开口。

“没。”

“就是那只流浪狗，在后面的棚户区叫了一整夜。”

“那只狗在哪家棚户被赶了好几次，没人愿意收留。”易遥说。

齐铭顿了一下，没接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了一句：“狗都知道谁是干净的人。”

齐铭的脚步慢了一拍。

易遥没回头，但她知道自己说对了那句话。

易遥走进教室的时候，后座的几个人正在聊天。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她听得见。

“……你知道隔壁班的那个吗？就是那个，上学期挂了两科的……”

声音在她坐下的一瞬间变小了。

不是停止，是变小。变成了那种有意压低了声调的窃窃私语，每一个字都能听见，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啧。”

唐小米从前面扭过头来，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像是一条蛇吐了吐信子——不是挑衅，是一种确认，确认猎物还在。

易遥把手伸进书桌里拿课本，手指碰到了一个软塌塌的东西。她抽出来，是一块嚼过的口香糖，黏在她的数学书封面上，拉出了一条白色的丝。

她把口香糖抠下来，捏在手心，面无表情地丢进了椅子旁边的垃圾袋里。

唐小米转过身去，不再看她。

但教室里的空气变了。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压进了每一个呼吸里，让你的每一次吸气都带着一种被迫的、不情愿的感觉。

课间的时候，齐铭从前排走过来，在她桌上放了一盒牛奶。

“给你的。”

她没抬头：“不要。”

“我去小卖部顺手带的。”

“我说了不要。”

齐铭站在她桌边，站了有几秒钟。他大概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易遥抬头看了他的背影一眼。

校服在他身上是得体的，合身的，干净的。走向任何一个地方都自然，都理直气壮，都像一个被理所当然接纳的人。

她在课桌底下把那盒牛奶推远了。

她没有喝。

也不会喝。

不是因为不想要。是因为她知道，在这间教室的某个人眼里，齐铭给她拿牛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桩可以被放大、被扭曲、被变成武器的证据。而她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多一把刀。

她知道，在这个校园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不断做功的运动——就像骑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你必须不停地蹬，不停地保持平衡，稍微停下来就会摔倒。

她想知道自己还能骑多久。

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男生们去了操场东头的篮球场，女生们散在跑道边上自由活动。

易遥靠在学校北面围墙的铁丝网旁，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英语书，但她什么都没看进去。她的目光落在操场另一端的橡胶跑道上，那里有几个女生在跳绳，其中一个跑过来，和另一个交换位置，动作流畅得像排练过无数次。

她盯着她们看了几秒钟。

她知道自己这辈子不可能那样自然地和一个人交换位置，不可能那样毫无防备地把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纳入自己的活动轨迹。

这是她很小就明白的道理。

有些人生来就在光亮里，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是黑暗的。

齐铭是前者。她是后者。

体育课结束后，易遥独自去了学校旁边的那个废弃的菜市场。

那是她每天放学后都会经过的地方。钢结构的顶棚上挂着几盏不亮的灯，地面的水泥裂缝里长出了野草，杂草旁蹲着几只流浪猫。

她蹲下来，把从食堂带出来的剩饭倒在一张铺好的报纸上。

三只猫围过来。

一只灰的，两只花的。

它们吃得很急，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呼噜声。

“慢点。”她小声说，把手伸出去，犹豫了一下，还是缩了回去。她不是不想摸它们，是不敢——她不确认自己的手指会不会弄脏它们的毛。

那只灰猫抬头看了她一眼，碧绿的眼珠在昏暗的光线下闪了一下，然后低头继续吃。

她看着它们吃东西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高一上学期，她妈有一次喝醉了酒，推开门的时候撞在门框上，额头磕破了皮，血从眉角淌下来，顺着脸颊一直流到下巴。她拿了毛巾去擦，她妈一巴掌打开了她的手，嘴里说了什么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还是那些话——讨债的，贱货，要不是你——

但她记得她妈后来倒在沙发上睡过去以后，她借着楼道里的灯光看着她妈的脸。

那脸上淌过的血迹，在昏黄的光线下变成了暗红色的河流。

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那个骂她“贱货”的女人，也是被什么东西抛弃过的女人。只不过她们的悲伤——那些悲伤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易遥站起来。

猫们已经被她惊动，四散跑开了。

她弯腰把报纸收起来，报纸上还剩了小半的米饭和菜，她已经习惯了把剩饭留下，明天放学前还会经过这里。她又看了一眼菜市场尽头那个敞开的铁门，铁门外面是一条正在治理中的河道，河水是黑的，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化学还是腐烂的气味，偶尔会在中午很热的时候翻涌出白色的泡沫。

那条河绕过学校东门，一路向南。

每个人都告诉她说，河流最终会汇入大海。

但易遥一直觉得，悲伤是不会流向任何地方的。

它只是一潭死水。

而你，只能用尽全力在这潭死水里，不沉下去。

她从菜市场出来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顾森西。

那个转学生——开学第三周转到她们班来，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他身上的校服比她的大了一圈，领口的扣子从来不系，上课的时候喜欢趴在桌上，下课的时候喜欢站在走廊的护栏边上抽烟。

“诶。”顾森西靠在菜市场的立柱上，手里夹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烟，“你是不是每天都来喂猫？”

易遥没说话，绕过他准备走。

“我也喂过。”他说，“不过我喂的不吃。”

她停下来，侧过脸看他。

“你喂的什么？”

“猫粮。超市买的。”

“可能你买的那种不好吃。”

“是吧，可能。”顾森西把手里的烟在立柱上碾灭了，“那下次你告诉我哪种好吃？”

易遥看着他的脸，想从上面找到某种可能的恶意——嘲讽，怜悯，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她没找到。

她不知道是真的没有，还是她已经丧失了鉴别这种东西的能力。

“随便。”她说。

她在和他错身的瞬间看到了他手腕上一条浅浅的疤痕。

不是被什么东西割伤的，是被人踩的。

某种——从高处落下来的重量，压在了那块皮肤上，留下的印记。

她觉得那不是错看。

但你不会去问一个陌生人的伤疤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等于在问：你经受过什么疼痛？

而她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被人问这个问题。

晚自习的铃声响了。

教学楼三楼的窗户前，易遥看到齐铭站在走廊尽头，和顾森湘说话。顾森湘是隔壁班的学习委员，齐铭的女朋友。两个人一个校服白得像新的一样，一个校服也白得像新的一样。

她看到齐铭笑了。那种笑容，是她这几年来从来没从他脸上见过的。

她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大概是哪本杂志上看到的——“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甚至是粉红色的世界。为什么惟独你生活在黑色的世界里……”

说这话的人大概不知道，生活在黑色世界里的人，不是自己选的那种颜色。

易遥转过身，走回了教室。

她的课桌上摆着一张纸条。

不是新的，是上周三那件事之后她的课桌里就被塞了无数张的纸条。但她没有打开看的必要，因为她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无非是“易遥偷钱”和“易遥贱货”，无非是那些“谣言就是真相”的荒谬逻辑。

不，不是荒谬。

是恶心。

她从心底里觉得恶心。

夜深了。

筒子楼的走廊变得安静起来。易遥躺在自己的床上，耳朵贴在隔墙上，听那边的声音。

不是偷听，是一种习惯。

齐铭的妈妈在说话，说的什么听不真切。然后是齐铭低沉的声线，像是在回答，又像是在解释什么。

那种声音，低低的，稳稳的，带着一种她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她有很长时间不再做那种梦了——梦见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梦见自己也能在晚上，在厨房里，听到一个温柔的、没有刺的、不带着怨毒和愤怒的声音。

不做那种梦，是因为她已经学会了不再期待。

不期待的人，是不会被伤害的。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有一个黑黢黢的洞，大概是她出生之前就有的——可能是住她前面那个孩子砸的，也可能是老鼠啃的。这个洞不大，从她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到齐铭房间的一小部分——桌子上摞着的参考书，台灯橘黄色的光，和一双手的影子，时不时越过那些摞起来的书的顶部，翻动一页纸。

那双手的轮廓很好看。

干净，修长，骨节分明。

而她自己的手，指节磨出了茧子，指甲缝里永远嵌着一圈灰，是每天的粉尘和纸张给她留下的印记。

她缩进被子里，把那一页记忆翻过去。

但她知道，下一章不会更好。

明天还要继续踩着这条满是碎玻璃的路往前走。这条路的尽头有一面镜子，据说，只要你坚持走到那个地方，它就会照出一个全新的你。

她不信。

但她也只能往前走。

明天，她要面对的依旧是那些眼神、那些窃窃私语、那些被故意塞进她书桌里的纸条。而那盒被她推到桌角的牛奶，怕是已经被人拍了照，作为某种“不检点”的证据，在某个群里流传开来。

她知道。

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发生。

她只是不知道——所有这些事加起来，什么时候会压垮她。

十一月十二号。周一下午。

班主任黄世荣站在讲台上宣布完下周的期中考试安排，补充了一句：“班费还差三百二十块，没交的这周一定要交齐。”

唐小米举起了手。

“什么事？”黄世荣推了推眼镜。

“黄老师，班费收据我上周做的账，账上显示所有人已经都交齐了，进账是三千五百八十块钱，但是——昨天我和赵平对了一下班里的零花钱账户，发现差了将近四百块钱。”

教室里忽然安静了。

安静得像刮过了风的雪地。

易遥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她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预见到了。甚至在唐小米开口的那一刻，她已经预见到了接下来这几分钟的全部走向——那种被所有人注视的、被所有人默认有罪的感觉，又一次降临了。

“差了多少？”黄世荣皱起眉头。

“三百五。”唐小米回答，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好被所有人听见，“班费账的总支出是三千五百八十元，零花钱账户的实际余额是三千二百三十元，差三百五十元。”

这三百五十块钱，刚好是易遥的助学金——领了，还没交到班费账户里。

她知道这个数字，因为她领到那笔钱的那天，唐小米在后排看着她，嘴角挂着一个淡淡的弧度，像是一条蛇在吞咽猎物之前的那一秒。

果然。

黄世荣的目光扫过全班。

“零花钱账户的流水账谁负责记的？”

“我。”唐小米举手，“但我只记录进出总额，不记账人的明细。因为平时都是把钱直接交给赵平，赵平存进零花钱账户。”

赵平站起来，搓了搓手：“这学期，总共十二个人交了零花钱，总共是……七千六百四十块钱。这是记录册，黄老师您要看一下吗？”

黄世荣接过那个本子，扫了一眼，然后问赵平：“易遥交了多少？”

赵平翻了翻记录册：“呃……交了二十块零两毛。”

“那她的助学金呢？”

赵平顿了一下，看了看唐小米。

唐小米面不改色地说：“易遥这学期共领了三百五十块钱的助学金，按规定应该存入零花钱账户。但她一直没有交进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领了？”黄世荣的目光终于落到了易遥身上。

“领了。”

“钱呢？”

易遥不说话。

“我问你钱呢？”黄世荣的声音拔高了一些。

“在我这里。”易遥说。

她知道，如果说“在我这里”，就等于说“我没有交”，就等于说“不是唐小米记错了账，是我私吞了班费”。这是一个死结，从开口的那一刻起就扣死了。三百五十块钱，对别人家不算什么，但在她的世界里，这笔钱可以维持她和母亲两个月的水电费和蜂窝煤。

她不愿意开口多解释一句话。

因为她知道，不管她说什么，事情都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果然，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大了起来。

“肯定是她偷的。”

“不就三百五十块钱吗，也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不至于，偷钱就是偷钱，还分数额大小？”

“她这种人，能指望她手干净？”

“你小声点——小心她听见，再把你也掀进坑里去——”

最后一句是唐小米的一个死党说的。那个声音不大不小，但足以让半个教室的人听见。

易遥把那句话听进去了。每一个字都像针尖，准确地扎在心头那层已经千疮百孔的膜上。她的手在课桌底下攥得更紧了，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疼痛让她保持清醒。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比这两样东西都冷的东西——认命。

是的，认命。

她早就不期望会被公平对待了。

但下一秒，她站了起来。

她站起来的速度很快，椅子向后倒了，砸在地面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全班的视线瞬间集中到她身上，包括唐小米那副“你就是个小偷”的表情。

易遥把手伸进书桌里，一把抓住了自己的数学课本。

这本课本，她翻了整整四个月。蓝色封面上除了那道口香糖留下的黏糊糊的痕迹之外，角落里还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纸，标签纸上写着“易遥”两个字，是她用小楷写上去的，写得端端正正。

她把课本攥在手里，用力地、狠狠地把它撕成了两半。

纸张撕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刺耳。

两张半截的课本从她手里掉下去，落在地上，像是某种祭品。

接着是物理课本。物理课本比数学课本薄，撕起来没那么费劲，但纸张撕裂的声音是一样的——细碎的、急促的，像是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然后是化学课本。化学课本被撕成了大小不一的碎块，碎片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一块沾上了讲台边的粉笔灰，画出一道灰白色的痕。

“干什么！”黄世荣的声音拔高了八度。

易遥抬起头，看向唐小米。她的眼睛没有怒火，也没有悲戚。那是一种冷的、看透的、像深秋河水一样的温度——不刺骨，但也没有任何温度可言。

“既然说我偷钱，那你查吧。”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查不查得到，查不查得清楚，都和我没关系。但我不会配合调查，更不会道歉——因为我没偷。”

她顿了一下，然后加了一句：

“谁栽赃我偷钱，谁他妈全家都是贼。”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死水，水面上回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水波，推出去，又荡回来。

教室里炸开了锅。

一半的人觉得她说脏话够狠，够直接；另一半的人觉得她是在转移话题——说不过偷钱的事，就骂人来了。这两种声音在空气里交织着，像是两条缠绕的藤蔓，死死地勒着她的喉咙。

黄世荣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易遥！你给我坐下！”

但易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齐铭从前排转过头来，看着她。他的表情她看不太清楚——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看着，看了大概有那么两三秒钟，才慢慢转回头去。

也许他是在权衡，也许他是在犹豫，也许他没有。

但他什么都没说。

这才是最让易遥无法接受的事情。

不是唐小米的栽赃，不是赵平的假账，也不是黄世荣的和稀泥——“你先冷静一下，回头我再了解情况”——而是，那个从小和她一起长大、一起走过十几条街道、一起在这条死水般的旧厂区生活了十一年的齐铭，在所有人都把她推下悬崖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替她说。

后来她被带到教导处。教导主任姓曹，四十多岁，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他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让易遥终生难忘的话：

“这件事我了解了，情况比较复杂。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也有你的问题。你把课本撕了，这件事性质就变了，影响很不好。我建议你写一份检讨，好好地、诚恳地道歉，然后这件事就翻篇了，大家都好过。”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三百五十块钱的假账，一个巴掌拍不响。

唐小米当着全班的面说她是贼，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被骂了三年，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知道只要她写一份检讨，说一声“对不起，我不该那么冲动”，这件事就过去了。班费的事没人再追究了，或者大不了再从助学金里把那三百五十块钱扣掉，翻篇了。但什么变了？什么都没有变。唐小米依然是那个唐小米，在下一次的某个事情里，照样会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表情和语气，让所有人都觉得——易遥就是一个贼，一个不值得被信任的贼。

不。

她不会写检讨。

她从教导处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教学楼的灯一盏一盏地亮着，走廊上偶尔跑过一个同学，不会和她对视。易遥扶着墙壁，慢慢地蹲下来。

操场上的路灯亮了，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她今天真的在那本语文课本的留言条上写了一行字——“我和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

不，不是的。

这些事迟早会发生。

因为这些事的起因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就是罪。

易遥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在十一月的冷空气里化成了一团白雾，在路灯的昏黄光线下，像是一个即将消散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叹息。

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夜晚，离她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只剩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转折，从来不是救赎。

转折只是从一个深渊跌入另一个深渊的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