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1日，张建国、张建军哥俩为父亲张茂荣办了周年忌日。
按照黑龙江当地风俗，横死之人过世5年后方能入土，张茂荣的骨灰至今寄放在嫩江市殡仪馆棕红色的盒子里。张建国来到殡仪馆，在祭奠台上摆了馒头、肉、烟和苹果，还为生前不喝酒的父亲带了一瓶酒，但没有跪拜。张建军没去殡仪馆，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烧了些纸钱。
除了悼念父亲，兄弟俩还要筹划到哈尔滨探望母亲。
母亲韩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罪名是故意杀人——一年前，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兄弟俩刚刚祭奠过的父亲张茂荣。
韩芳杀害张茂荣的房间，柜子上贴了许多照片。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黑龙江省嫩江市联兴村，张茂荣、韩芳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打结婚时起，张茂荣就对韩芳长期家暴。50年来，这已成为村里人尽皆知的秘密，但亲戚、邻居、村干部甚至派出所，谁都没能制止这场暴力。
2019年12月21日凌晨，韩芳用擀面杖击打熟睡中的张茂荣，致其发生脑疝死亡。2020年10月26日，嫩江市法院判决韩芳犯故意杀人罪；但张茂荣曾对韩芳长期虐待、家暴，致韩芳发生持久性人格改变，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韩芳具有自首情节，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广大农村地区，像韩芳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不在少数。根据2011年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5.5%的女性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其中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
北京公益律师吕孝权认为，从家暴演变成反杀丈夫恶性案件，往往是长期积累后的爆发，“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他，他可能会杀死我。”
“家还不如监狱，监狱没人打我”
张茂荣对韩芳最后一次拳脚相加是2019年12月20日晚。
嫩江法院的判决书显示，那天晚上9点多，张茂荣说自己因为赌博被判了刑，韩芳却没有花钱把他“抽出来”。为此，他殴打、谩骂韩芳直到凌晨2点，还让她出去借钱：要是借不到钱，他就把韩芳、儿子、儿媳、孙子全杀了。
过去50年，类似的殴打、谩骂始终在张茂荣与韩芳的家中上演。那是一处位于联兴村东头的院子，四间总共20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一字排开，大红色的屋顶下，外墙是一水儿的白色瓷砖，几扇窗户几乎占满墙面。屋门口有一副瓷砖镶嵌的红底黄字对联：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人兴事业兴。
与村里其他人家不同，张家前屋的窗户是焊死的，后屋窗户外安上了插销，只能从外面打开。卧室门边加装了一副锁具，屋里还有一条拴过狗的铁链——晚上睡觉时张茂荣用它拴锁韩芳。
张茂荣在卧室外的窗户上装了插销，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长子张建国的印象里，2019年12月17日，母亲韩芳与自己通过一次视频电话，商量怎么从家里逃出去，“儿子，咋整啊？我娘家也没啥人，不能把我接走。”当时临近年关，张建国想着过完年再说。但韩芳没聊几句就挂了，“疯子回来了”。
事后回忆，张建国认为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外求援，仅3天后悲剧发生。
据嫩江法院判决书，2019年12月21日凌晨4时许，韩芳趁张茂荣熟睡时用擀面杖击打其头部，后用张茂荣的衣服、毛巾擦去他头上的血迹，并把上述物品扔进炕洞烧毁。经鉴定，张茂荣头皮裂伤、颅骨粉碎性骨折、硬脑膜破裂等，发生脑疝死亡。
次子张建军是事发当天上午8点多接到韩芳视频电话的，韩芳知道，小儿子通常会在8点左右起床。那通电话只有15秒，韩芳说儿子，你回来一趟。
2019年12月21日上午8时16分，韩芳拨通了张建军的视频电话。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张建军赶回父母家只用了几分钟，韩芳在前屋抱着他哭：“我受不了了，你爸天天要整死我，天天打我。”韩芳又把张建军拽到平日睡觉的后屋，“你爸好像死了”。
张茂荣当时躺在炕上，张建军用手探探他的鼻子、摇摇他的身体，叫了两声“爸”，但都没反应。他马上给哥哥打了电话，张建国赶回家后，发现父亲头上有个鸡蛋大小的坑，皮肤上没有血迹。
张建国跑去找母亲，没想到母亲正波澜不惊地蹲在院子里给兄弟俩分菜。冻好的小鸡、蘑菇和其他蔬菜被韩芳放进塑料袋里，一个儿子家一大包。
在张建国眼中，父亲性格执拗不太可能自杀，母亲的镇定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妈，是不是你打的？”“是我打的。”韩芳说。
除了哥哥，张建军还叫来了联兴村村支书赵某。赵的第一反应是劝韩芳自首，“不自首他哥俩都得进去。”听到赵的话，韩芳提高了嗓门：“那不行，我一个人杀人偿命，不能让我儿子进监狱。”
韩芳让儿子们帮她收拾了过冬用的厚衣服，拿好了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的药，又与两个儿媳分别通了电话，嘱咐他们好好过日子。小儿媳离得近，到家后抱着婆婆、丈夫痛哭，大儿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这回你们没事了，放心吧，好好过。”韩芳拍拍小儿媳的肩膀，“家还不如监狱呢，监狱没人打我。”
“那时候村里哪有离婚的？”
在妹妹韩琴的叙述中，姐姐韩芳生于1954年，是黑龙江省肇源县一心村人，没念过书，不识字。韩家兄弟姐妹七人，韩芳是老大，父亲韩玉林曾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条件不错，上世纪70年代家里就盖起了砖房。
和韩芳一样，张茂荣也是一心村人，与韩家住前后院。但张父早年帮人盖房时从高处坠落，干不了重活，张家的经济条件因此差了很多。张家小妹张茂翠说，家里兄弟姐妹八个，张茂荣排行第二；十口人只有两间土房，推门进去屋子南边一张炕，北边一张炕。
在亲戚们的印象里，韩芳性格开朗、随和，总是梳着一头短发。联兴村张家卧室衣柜上至今贴着韩芳年轻时的照片：她穿了一件格子衬衣，最上面一颗扣子系得紧紧的；眉眼五官中规中矩，算不上美丽，但周正大方，微笑时露出的牙齿洁白整齐。
年轻时的韩芳，16岁左右与张茂荣自由恋爱，搬到了500多公里外的联兴村。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至于张茂荣年轻时的长相，张茂翠和村民们都已记不清晰。他们只记得张茂荣一米七左右的个头，瓜子脸，眉毛挺黑，曾经是个“帅小伙”。有时，他会穿着西服戴着礼帽走在村子里，“不像是个农村人”。
现如今，谁也说不清家境悬殊的两人当初怎么走到了一起。张茂翠记得，母亲原本不同意这桩亲事，“人家是有钱姑娘”，怕养不住。
韩家的反对更为激烈。韩琴说，父亲韩玉林认为张茂荣不下地干活、好赌博耍钱，跟着他享不着福。为了阻止两人，韩玉林还用皮带抽过韩芳，说“他家不是过日子的人家”。
尽管如此，大约16岁时，韩芳还是跟着张茂荣走了，三四年后才重新回家。那一次，两人带回了长子张建国，做了姥爷的韩玉林抱着外孙又亲又笑，曾经的阴霾烟消云散。
张茂荣带着韩芳离家后，辗转来到5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省嫩江县（现嫩江市）联兴村。据村民孙秀华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人结婚都要办酒席，但张茂荣和韩芳没办。“他们刚到村里时啥也没有，穷得叮当的。”
对于二人是否办理了结婚手续，村民们众说纷纭，张建国、张建军也从没见过父母的结婚证。唯一确定的是，二人“结婚”时韩芳不足法定婚龄——依据1950年婚姻法，女性年满18岁方可结婚。
在联兴村，张茂荣、韩芳的日子并不美好。他们最早的邻居、现已70岁的孙莲香说，从两人刚到村里起，张茂荣就经常打韩芳，他们起初借宿的人家孩子小，被吓坏了，屋主只好让他们搬走。
因为挨打，上世纪70年代时，韩芳还往娘家跑过几回，又怕被张茂荣抓到。联兴村的邻居陈姐记得，韩芳不敢从村里坐客车走，要先坐渔船渡过嫩江，步行翻过黑山头，再到内蒙古红彦镇坐火车。500多公里的路，要走整整两天。
嫩江西边的黑山头。韩芳年轻时逃回娘家，要步行翻过那座山。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韩琴见过逃回家的姐姐，愁眉苦脸地进屋，撸起袖管和裤腿，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但隔上十天半月，韩芳的火气就消了，为了没长大的儿子仍会回家。
“我姐下狠心说过要离婚，后来自己又心软了，那时候村里哪有离婚的？”韩琴说，父母对姐姐也是劝和不劝离，说“打仗归打仗，日子还得过”，说“女人如果带着孩子再结婚，孩子也会受委屈”，“而且我爸觉得张茂荣是我姐自己相中的，离了婚面子上过不去。”
在韩琴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后，家族中9个叔伯姊妹陆续结婚，日子都过得挺好，韩芳是极少数例外。从那时起，韩芳挨打后很少逃回娘家，她对韩琴说过，不幸的婚姻会让自己在姐妹中抬不起头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联兴村所在的嫩江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紧挨着中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冬天最冷时有零下四十多度。12月中旬，村里的烟囱冒出烧豆秆的白烟、烧煤的黑烟，也有一些房子荒废坍圮了，十分冷清。村民老林说，年轻人基本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多是些老人，坐在炕头等着太阳落山。
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联兴村烟囱冒烟的房子不多了。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张茂荣一家主要靠韩芳卖冰棍、做粉皮维持生计。张茂荣工作不稳定，在村里收过黄豆，种过几年地，也帮儿子卖过煤。不做工的时候，张茂荣爱赌博，玩的是传统牌九。张建国说父亲“这辈子以赌博为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赌。漫长的冬天里，联兴村几间商铺中不时传来打麻将时洗牌、吆喝的声响。
夕阳下的联兴综合市场，韩芳曾在此卖自制粉皮。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一旦赌输了钱，殴打韩芳便是张茂荣的发泄方式。张建国记得，父亲会拽着母亲的头发往地上摔，攥着拳头砸上母亲的脸，甚至抬脚往母亲头上踹。等父亲打累了，母亲常常鼻子出血、喘气困难，有时还会口吐白沫。
除了赌博输钱，张茂荣殴打韩芳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做饭晚了、回家迟了、收拾碗筷慢了……2017年后，他开始怀疑韩芳出轨，由此引发的暴力愈加频繁。
回忆起这些，46岁的张建国会咕嘟咕嘟灌下几大口矿泉水，或狠狠吸上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我到他那年龄会不会那样？”张建国想了想，“现在看我还没有那种趋势。”
在这个四口之家，张茂荣的样貌是模糊的。家里的衣柜上贴了三十来张照片，只有右上角属于张茂荣，其他照片都是韩芳的。去年出事后，张建军撕下父亲的照片烧掉了，“我不想再看到这个，都不愿想到他。”
因为赌博，村里人与张茂荣熟识的不多，也很少一起做事。除了在家打媳妇，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他与人也没什么矛盾。
在打媳妇的事情上，联兴村的老人早已见怪不怪，家里家外、院子、村道、江边、农田，张茂荣都打过韩芳。起初，村里人见到张茂荣打人还会上去劝劝，但谁劝张茂荣就冲谁发火，嘴里骂骂咧咧。
同村的张希军媳妇与韩芳关系不错，一次韩芳想要出逃，提前把衣服藏在了张希军家的柜子里。邻居陈姐记得，张茂荣知道后提着斧子找到张希军家，劈碎了柜子，撕坏了希军媳妇的衣服，还对希军媳妇棍棒相加。
打那以后，村民看见张茂荣打韩芳更不敢管了，认为那是人家两口子的事。“看行咱就劝，看不行就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村民老温说。
村民刘福贵早年住在张家东边，相隔20多米。他亲眼见过张茂荣站在村道上打韩芳，用板锹往她后背上砸，“乓乓响”。刘富贵就在附近看着，直到韩芳被拖回屋子，“进屋以后咱们也不好过问。”
张茂荣开始怀疑韩芳出轨后，刘富贵在路上见到韩芳连招呼都不敢打。韩芳偶尔过来串门，刘福贵会劝她回去，“你没啥事儿别老上我们家来。”
韩芳（左一）喜欢扭秧歌，在村里牵头成立了“夕阳红”秧歌队。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村民老温在张家对门住了十五六年，从未与张茂荣起过冲突，也很少过问韩芳挨打的事。直到2019年四五月份，张茂荣怀疑韩芳与老温出轨，还把老温写进了杀人名单，老温这才跑到几百米外的联兴乡派出所报警。张建国说，至少近三年来，老温是唯一联系过警方的村民。
“我也不知道怕啥，主要怕我爸”
对于张建国、张建军，父亲对母亲欺凌更是司空见惯。从儿时起，这些暴力场面便伴随着兄弟二人成长。
张建国记得，小时候父亲打母亲时，自己害怕得不敢动弹，有时还会跟着挨上一记耳光，“脑瓜子嗡嗡的迷糊”。有时他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躺在地上，闭着眼大口喘气，就知道母亲又被打了，会把她扶到炕上。
简单照料过母亲，张建国会一路小跑逃到同学家。“当时就觉得家里干仗了，回家容易挨打，要磨蹭到晚上七八点再回去。”
为了离开这个家，张建国16岁时找人改了身份证，虚报了3岁年龄去吉林四平当兵。头一年，他特别担心母亲，写过两三封家信。但家里只有父亲识字，唯一的回信中写道，“放心吧，家里都挺好。”
弟弟张建军也不愿回家。最近几年，张茂荣对韩芳的殴打越来越频繁，他开大车拉煤做生意，晚上回村都不愿进家门。这个东北壮汉宁愿窝在驾驶室的卧铺里忍上一宿，“冷得龇牙”也不想看到父亲，觉得闹心。
除了煤炭生意，张建军还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生意红火。2020年12月6日，他一边翻转着五六十根烤串，在电话里接下各种订单，一边回忆父母的过往。他说父亲去世后，兄弟俩至今不敢回老房子，就算白天回家取东西都害怕，“我也不知道怕啥，我就害怕……啥都怕，主要怕我爸。”
张建军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经常从早上九十点忙到凌晨一二点。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那个曾经的家里，兄弟俩和两个媳妇都劝父亲别对母亲动手，有时也会出手阻拦。但谁劝张茂荣就打谁，轻则打耳光，重则用脚踹，有一次还提着斧子追砍前来劝架的张建军。
碰上这样的事，哥俩基本不敢还手。张建国说，“这么多年，一个是恐惧他，怕他；再一个他是咱们老人，我不能打他。”
兄弟俩还担心，一旦违拗了父亲，母亲会受到更大伤害。“所以我跟我弟弟长这么大，一个耳光都没伤过他。”张建国说。
唯一一次略显激烈的反抗发生在2019年夏天，那是张茂荣折磨韩芳最为严重的时候。一天夜里，父母屋里传出砸东西的声音，喝醉酒的张建军冲了进去。张茂荣气急了，抄起一把砍骨刀。张建军把韩芳挡在身后，借着酒劲扑上去，把父亲摁倒在炕上。
得不到家人、邻居的庇护，韩芳被家暴的50年里只做过为数不多的反抗。一次，她趁张茂荣不在家时喝了农药，后被邻居送到联兴乡卫生院，靠洗胃捡回一条命。还有几次，她跑到关系较好的村民家，但总会被张茂荣找到，之后免不了一顿暴打。
2019年4月的一天深夜，韩芳瞅准机会再次出逃，跑到了临近合兴村的一个熟人家。第二天上午，张建国被悄悄叫到合兴村接人，他记得母亲被打得眼睛看不清人，走路一瘸一拐，小腿和大腿中间的部位被踢成了青紫色。
张建国把韩芳接到嫩江县城后租了一间毛坯房，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台电视机、一个电饭煲。韩芳在那个不能洗澡的房子里待了20多天，楼都没下，生怕被张茂荣抓到。
为了找到韩芳，张茂荣几乎每天到张建国开的修车铺对面静坐，从晚上六七点坐到半夜十一二点关门，一有生意上门他就骂街。张建国说，父亲就是想让人知道他在这里闹，让张建国在邻里间抬不起头来。
张建国（左一）在自家汽修店内修车。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6天后，张建国妥协了，“我这母亲我必须交出去，不交出去肯定不行。”他劝母亲回家，说父亲保证不打人了，“咱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而韩芳回家后，张茂荣并没遵守承诺，暴力依旧。“怎么不后悔呢？这事出来后，后悔也晚了。”张建国叹了一口气，地上满是熄灭的烟头。
“这是家庭内部矛盾”
张茂荣家往东，步行五分钟就是联兴派出所。30多年前，挨了打的韩芳曾到这里求助；一年前的冬天，她再次拉开派出所深蓝色的防盗门，自首报案。
联兴派出所。韩芳曾因遭受家暴到此求助。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张建国的印象里，自己十多岁时，韩芳因为家暴报过两次警，联兴派出所的民警把它当做家庭纠纷处理，到家里劝劝就回去了。
2019年是张茂荣家暴最严重的一年，张建国替母亲报了两次警。第一次是张茂荣在张建国的汽修店二层打韩芳，张建国听到后把父亲拉了下来，打得并不严重。当时，嫩江市铁西派出所接警后派来3个人，劝了劝，留下一句“你们这是家庭矛盾，我们解决不了。”
从法律上说，这种做法没什么不对。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家暴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家暴人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
第二次是2019年7月，持续几天的殴打后，兄弟俩拨打了110，希望公安机关到村里吓唬吓唬父亲，让他别再欺负母亲。这一次，或许因为张茂荣当时没打韩芳，110没有出警。
2020年12月9日，新京报记者来到联兴派出所，了解韩芳遭受家暴及求助的相关情况。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表示采访需与嫩江市公安局联系，记者致电嫩江市公安局主管宣传的孟姓领导后，对方婉拒了采访要求。
汽修店那次报警后，韩芳对警方介入不再期待，“警察来了，（张茂荣）说不打了也没用，回家也是照常打。”后来，张建国也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除了报警，联兴村治保主任栾仁山、村妇联主席赵桂芬也接到过韩芳的求助。栾仁山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只能摆明是非调解一下，“夫妻间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时候？”
赵桂芬对张茂荣打韩芳的事印象深刻，但也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2015年至2019年，接到求助后她去张家调解过三四次，除了最普通的劝解，她还让韩芳带张茂荣去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2016年，当时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赵桂芬特意选在张茂荣家开了现场宣传会。她花了半个多小时，逐字念完了全部法条，说国家已经把“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写进了法律。
当着二三十个村民的面，赵桂芬告诉张茂荣，“张叔，以后有法保护我婶了，再打仗该制裁你了。”张茂荣笑笑，“知道了，不再干仗了。”
2016年，赵桂芬曾带着宣传单到张茂荣家开反家暴现场会。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反家暴法都出台了，也没能保护韩芳，要不能出现这种现象？”聊起这些，赵桂芬显得有些困惑，“为啥会这样？我也说不好。”
赵桂芬展示她创建的妇女群，除了她偶尔发些通知，群里多是网络购物平台的砍价链接或是农产品广告。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不仅赵桂芬，联兴乡妇联主席、2018年大学毕业的董雪微也听过张茂荣、韩芳的事，还到张家宣传过反家暴法。但董雪微并不清楚张茂荣的家暴严重到什么程度，以为只是小打小闹。直到悲剧发生后，她才在检察院的听证会上得知了案件细节。
“如果早知道事情这么严重，我肯定会很重视很重视。”董雪微说，作为乡妇联主席，她会联系乡派出所、乡司法所介入调解或采取措施。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她还会向嫩江市妇联反映，并录入嫩江市妇联的系统，“这是乡妇联能做的最后一步。”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全国妇联权益部2018年印发了《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规程(试行)》，妇联信访窗口接到家暴投诉后要进行登记，并按照“危险评估、分级处理、结案存档、跟踪回访”等程序处理。
“熬过这五年”
2020年9月，韩芳故意杀人案在嫩江市法院远程视频审理。透过大屏幕，张建国看到韩芳瘦了很多，被两名法警搀扶着走进黑河市看守所的一间屋子，一瘸一拐，两只手一直颤抖。
庭审上，韩芳承认了击打张茂荣的行为，表示认罪。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多名邻居以及赵桂芬、联兴乡派出所所长的证言，以证明张茂荣、韩芳婚后的50年中，前者经常无故打骂、虐待后者韩芳。韩芳的辩护律师还提交了联兴村100多人的联名请愿信，证实韩芳长期遭受家暴，请求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张茂荣家厨房的部分刀具，张茂荣多次磨刀吓唬韩芳。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此外，在张建国的要求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精神病院司法鉴定所还对韩芳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韩芳在灾难性经历后发生了持久性人格改变，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2020年10月26日，嫩江法院对本案一审宣判，韩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议庭认为，韩芳持械杀害张茂荣致其死亡，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韩芳的行为系因不堪忍受张茂荣“长期虐待和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且韩芳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具有自首情节，故从轻处罚。
在广大农村地区，像韩芳这样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不在少数。
根据2011年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国24.7%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农村地区是城市地区的2倍以上。
除了极端个案外，农村家暴事件较少进入公众视野。据新京报此前梳理，媒体报道的家暴事件里，城镇地区占比84%，农村地区占比16%。
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侯志明看来，农村地区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较城镇更多，但向外界求助的情况相对较少。侯志明从1992年起从事反家暴工作，在她的经验中，来自农村的求助者只占全部求助者的2/5，边远地区的就更少了。
北京公益律师吕孝权长年专注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及相关案件，他认为农村地区的家暴受害者维权更加艰难。一方面，农村受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影响，可能对家庭暴力习以为常，一些受害者甚至不认为自己正在遭受家暴。另一方面，家暴受害者不知如何有效求助，接受求助的个人、机构可能也不具备反家暴意识，只能从中扮演和事佬。
“像韩芳长期遭受家暴，最终演变成反杀丈夫的恶性刑事案件。”吕孝权认为，这类情况一般是长期积累后到达了一个特殊节点，“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他，他可能会杀死我。”
对于韩芳的判决结果，张建国并不感到意外，但他担心母亲撑不到出狱那天。多年遭受家暴、虐待的韩芳，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肝硬化等多种疾病，身子不太硬朗。
12月6日夜里，张建军托人给张建国捎来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出具的《罪犯入监通知书》，上面沾着泛黄的烧烤油渍。通知书上写道，韩芳正在参加监狱集训，直系亲属可携带身份证件及通知书于周四探监。
张建国对着通知书看了很久，以为集训就是军训。他怕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躲进里屋给朋友打了咨询电话。朋友反复讲解，说集训就是思想教育，张建国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收到韩芳的入狱通知书已近一月，但兄弟俩还没去过哈尔滨。在他俩的计划中，明年1月初，他们会到监狱探望母亲，要带些母亲爱吃的水果，让她放宽心、养好身体。
“熬过这五年，咱们家可就团圆了。”张建国说。
韩芳的微信名是“夕阳红”，她的微信头像和背景都是孙子、孙女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文中张茂荣、韩芳、张建国、张建军、张茂翠、韩琴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编辑 滑璇 校对 卢茜
作者：杨闻宇
就算冠之为“婉约之宗”，这评价实在也小觑了李清照。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诗文极少，两千余字的《金石录后序》，可能是最长的一篇了。《金石录》为其夫赵明诚所著，李清照协助整理。丈夫去世后，李清照继续整理、保存，并于绍兴四年（1134年）写下了《金石录后序》（下称《后序》）。从嫁给赵明诚开始，直至《后序》写成之日，前后经历了34个春秋。李清照的研究者，均奉此文为圭臬。然而，关于此文形成的前因后果及其所隐伏着的创作本旨，仍值得细加探讨。
一
李清照生活的巨大变故，是从“靖康之难”开始的。
在金兵南侵、宋王朝南逃之际，特别是丈夫病故以后，乱世里的歹徒、掮客、兵痞，无不觊觎着那些跟随着李清照四处转移的金石藏物，就连干戈俶扰之中流窜着的宋高宗，也暗暗垂涎这些珍贵藏品，政治谣传里竟杂有李清照家“玉壶颁金” （意为通敌）之嫌疑，这就更让李清照惊恐万状。一个寡妇家要携带这些金石文物接连转移，难度太大了。在不得不追随流窜的宋高宗时，为了表明心迹，李清照在《后序》里自然得详尽说明所有藏品的集散过程。她非常清楚，若不将这些文物的来龙去脉罗列清楚，后边的麻烦就更大了。
围绕自己的身份，李清照以私人化的笔法将全部过程描述得绵密有致，详细委婉，使得《后序》远远突破了寻常序文既定的藩篱。李清照去世不多久，洪迈就在《容斋随笔》里抄录此文，并附有评论：“赵殁后，悯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此文独辟蹊径，为诸多论家所激赏，流布的范围远远超过了《金石录》本身。这里遗留的问题是，论家一致认为《后序》详尽记载了一个“官二代”的美满家庭在战乱中浮沉、毁灭的悲惨遭遇，在感慨其伉俪情笃、志同道合的同时，无形中却是轻忽了在行文之际，李清照对丈夫赵明诚是颇有微词的。
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憟。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丈夫是以卷帙至上的严厉家规“惩责”妻子的。李清照服从、隐忍，委曲求全，只能在自己衣食穿戴上刻意减缩，市取“副本”以防备并应对丈夫的严苛责难，谨小慎微，有苦难言。至于文中的李清照博闻强识，聪颖巧慧，胜于丈夫，仅仅属于李清照个人的良好感觉。问题是，宰相之子赵明诚曾入太学学习，且因为学识出色而谋得要职，对妻子这个一厢情愿的心理感觉，他能认可吗？
就在留京读书时，赵明诚觉察到妻子在诗词方面有可能与己齐肩，心里便不大受用，于是关门谢客，花了三天三夜，填成五十首词，将李清照所寄的《醉花阴》也夹带其中，让同窗好友陆德夫进行品评。陆德夫品味再三，最终，还只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醉花阴》。将此事与不慎损污书册而受到惩责的闺房琐事联系起来，也足以说明自我感觉良好的李清照在丈夫心目中的实际位置。男尊女卑，有地位的官僚，妻子在其心目中的位置是固定着的。
因金兵进犯，李清照1128年初离开青州奔赴建康赵明诚处；9月，丈夫起知江宁府，半年后，赵被罢免；夫妇二人便沿着长江西行（行程中一直携带着笨重的藏品），5月到达池阳，正打算落脚，赵又被起用出守湖州，并须先赴建康，接受朝廷敕命。
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 “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 “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江边分手时，面对以心血集聚起来的文化瑰宝，夫妻二人在战乱之中共通的责任感确实感人。而行将觐见皇上的赵明诚，却是以官老爷蛮横、武断的姿态指使妻子的，即便是面对恭顺的奴仆，能这样命令他抱着祭器“与身俱存亡”吗？“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算不算是一副凶相？舟中的李清照望着江岸上霸道、凶悍的赵明诚， “余意甚恶”，这个“恶”字，仅仅是“情绪不好”所能解释的吗？
再往后，就是夫妻诀别之际：“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葬毕，余无所之。”悲切、凋零、凄惶，无所依归的一个孤身女性，是怎样的痛苦、寒心！这里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不仅是对妻子下一步的生活没有安排，而且，让读者更加怀疑赵明诚另有妾室的可能性。李清照多年间未能生养子嗣，丈夫又是个笃信“无后为大”的官僚，心思缜密的李清照对已经辞世五载的故夫在词句中引用“分香卖履”的著名典故，绝对是反复斟酌而相当慎重的。
夫妻关系是极其微妙的，李清照行文时没有回避纠缠交错的二重性，尤其是微词闪烁、欲说还休的反复暗示，也为她再走一步的重嫁悄悄地埋下了伏线——夫妻情分，纸薄而已，她还有为之守节的必要吗？
二
李清照嗣后的抉择，全然是降临的巨大困难造成的。时局动荡，颠沛流离中携带众多藏品，更易于成为脆弱可欺的攻击目标；而李清照相机再嫁的心理原因，也不仅仅局限于日常感情上的嫌隙，从北方南下之后进入江宁城里，李清照精神上有过更为惨痛的伤痕：起知江宁府的赵明诚任职半年，怎么又被罢免呢？原因是在一场暴乱的前夜，他什么也不要了，独自缒城而逃。这起暴乱虽然被一位将军平息下去，可在李清照敏感的心灵深处，这可是夫妻之间在危难关口上的生死抉择啊，她能够无动于衷吗？
窝囊的赵明诚既被罢免，便带着妻子离开江宁，乘舟沿长江西行，打算在赣江流域择地而居。1129年初夏，行经安徽和县时，他们应当是造访了乌江边的项王祠的。因为《金石录》里列有项王祠里的唐代碑铭（藏品或许就放置在江边的船上）。这是李清照生平里仅有一次的行经此地，所以，“生当作人杰”的《夏日绝句》，只能是此时此地的产物。
抒发情怀底蕴的这首诗作吟成时，须藏掖不露，不能让丈夫发现，因为心仪“木兰横戈好女子”的李清照，诗里的针对性实在明显。尽管，诗作所嘲讽的对象，也未必就是赵明诚——国衰家败，山河破碎，那是个朝野上下窝囊透顶的时代（软骨头的赵明诚，与宋高宗是一路货色）。笔者所留意的是：丈夫为官，一见风吹草动就胆小如鸡，一个人顾自逃命；突闻升官，马上又变得颐指气使，凶相似虎，女人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心底会是何等滋味呢？如果从夫妻感情上深入推断，丈夫殁后，襟怀云水的李清照就更有可能萌生改嫁之念头。流离奔波之中，寻寻觅觅，她很有必要去选择自己心目中 “人杰”式的伴侣。
爱河，在尘世间诱惑最烈也最是叵测。纯真女性，说到底，是渴望有人爱她的，且比男人更不能忍受孤独，而这般时候，女性最易犯的过失是轻信。孤寂的李清照决意再婚，本是想在残存文物之外弥补些感情上的慰藉，没料想反而致成终生最大的失误——因为“信彼如簧之舌，惑兹似锦之言”，她所选择的对象是张汝舟。新婚时彼此还是热络的，否则，张汝舟就不会连自己 “妄增举数”的作弊行径也告诉新婚妻子了（呜呼！张汝舟假如是个共度艰危的正人君子，后人也就见不到字字珠玑的《后序》了）。
武官出身的张汝舟能说会道，满嘴、满脸皆是莲花坠落。其诱婚的真实意图是占据其金石藏品。当李清照发觉他怀揣鬼胎时，张汝舟则亮出本相，“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国破家亡之恨、丈夫病逝之苦、流言蜚语之忧集于一身的李清照，突然间又面临引狼入室而招致的老拳暴力，一下陷入了极为罕有的两难境地：维系现状吧，会不断遭受虐待，最终失去财产甚至生命；倘决心做个了断，她则会成为公众羞辱、嘲讽的笑柄：寡妇寻人再嫁，旋即又起诉丈夫，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如此闹剧，只会让才女声名狼藉。
几陷绝境的李清照，果决地选择了断。她不以家庭暴力提起诉讼，而是指控张汝舟 “妄增举数入官”的行径。以洞房私语为铁证摊牌于公堂，借助国法来回击嚣张的歹徒，“打蛇打七寸”，勇敢、巧妙地展开交锋，足见李清照是悲伤刻骨却又坚韧不拔，刚烈、胆识是炽燃于柔弱躯体之中的。
后世论家认为李清照是词坛婉约派的杰出代表，且冠之为 “婉约之宗”，这大约也只能限之于“词坛”范畴罢。倘若作为总体评价，实在也小觑了李清照。
三
这场官司的判决结果是张汝舟被免职，发配到边远的柳州。宋代法律，夫妻间若有一方发起控告，无论结果如何，原告须拘禁两年。如此，李清照也被投入监狱，可在9天之后就重获自由。法律能网开一面，很显然，此案是得到了翰林学士綦崇礼（宋高宗的亲信，赵明诚的亲戚）的疏通与关照。
结案后，李清照给綦崇礼写了一封雅致的感谢信，简述这场婚变，以羞愧难当的心情写下了“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的自责、内疚的文字，在感戴恩人帮衬之际，她诚挚、痛切地进行忏悔。信里兼责张汝舟之不是个东西，则是弦外有音：赵明诚才是自己真正的夫君。岁月足以变易人的心态与思维，待到写《后序》之时，李清照则展开叙述她与赵明诚之相爱、相知之深。关于奇耻大辱之对簿公堂，则只字不提。
《后序》与写给綦崇礼的书信对接、相衔，两者比照阅读，《后序》“用意隐然”：在险恶风浪之后重新梳理不胜死生的新旧之感时，李清照尽情叙述自己的艰难处境，乍看是以深婉、真挚的回忆来纪念早期的婚爱生活，内里却是要获取广泛的同情和理解，竭力要挽回此前的命妇地位，恢复才女固有的身份，重新返回士大夫精英阶层。李清照对《后序》惨淡经营，其目的是将此文磨砺成与世俗抗争的最得手的武器。聪慧的一代才女，上天体悯，早早就赋予她化笔为剑的卓越条件。
挽回地位的过程中，《后序》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一时难于理清。而1143年李清照在向皇帝进献贺岁帖子时，同时呈上亡夫的《金石录》，则证明是已经恢复了命妇的地位。为此《金石录》，夫妇二人三十多年间备尝艰辛，李清照晚年能有这样一个收局，与她苦心孤诣地完成《后序》，并以之为“把手”而紧紧地抓住了《金石录》这个关键性的救生圈，关涉至重。
《后序》临近收尾时，有这样几句蕴含深至的概括：
今手泽如新，而（赵明诚）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高屋建瓴式的发问，回肠九曲的叹惋，强调金石之聚散乃天意使然，是在暗示自身所遭遇的重重苦难实为命定之劫数，任何抗御都是徒劳的，其间也皴染着解脱、自嘲的意味。更为机巧而得体之处，则是顺水推舟地荡开一笔，淡化了宋高宗当年觊觎过金石文物的心思、意图。
丽塔·费尔斯基认为：“女性写作的真意，需要在其言下之意、晦涩的表达及含蓄的暗示中摸索，此番真意往往离经叛道、不见容于世人，因此，它在文本中埋藏得很深。” 《后序》距今，将近900年了，它是李清照在浩劫的巨大波澜里反复淬炼成的精品，思绪如云兮取向宏阔，往昔重理矣含意深长。《后序》其文，实为女性刚柔熔铸成的别一种刀枪剑戟，可遇而不可求，乃天意与天才巧相遇合的文字精品。
李清照的年寿，有专家考证是活过了80岁。如果是这样，其晚年生活，与天真、如意的少女时代很有些遥相照应的意味。不同的是，青春季的婉约期属于天赐，后一个婉约期则是从长风巨浪中发奋、拼搏争取得来的。
在中国女性备受歧视、侮辱的大背景之下，出身缙绅之家的李清照终于没有依随旧辙而成为男人的附庸，也没有沦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妇人，相反，她顽强地跨过了时代的坎坷和严酷现实强加于她的一道道枷锁，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世界天文学界以“李清照”命名水星上的一道环形山脉，宛若女神之归位。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李清照的《武陵春》里这样写道：“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小乔初嫁”时，她何曾想到自己是被插在了一摊牛粪上；嗣后的竭力再嫁，却又被移插在了一摊狗屎里；晚年拼着命进行挣扎，总还算是幸运，可也不得不顺从于苟安残喘的南宋王朝。如此坎壈的遭际也在证实：才女想要从红尘世界里觅得真正的爱情，总体上是不现实的。她们所追求所向往的，只是在梦中，如红楼、牡丹亭、杜十娘，或在坟茔内，如梁祝、罗蜜欧朱丽叶。
再者，才女不是天生的，而只能是从苦难的漩涡里磨砺出来的，其缜密深邃的内心世界要得到人们的理解，要觅得知音，同样也至为不易。
李清照之前百余年的李煜，也是词作高手，王国维的评价是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现代的学者郭沫若先生，在游览李清照的故乡时，曾写下一副这样的对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诗词文章，只能是作者灵魂底里的闪光。这样评价李清照，也有些荒唐——李煜其人，与“人杰” “鬼雄”实在不沾边啊。
类似于李清照的女性，历史上可能也还出现过，可惜，她们没有留下《后序》这样精湛、深邃的文字，也就泯然无闻了。文章千古事，此言非虚；而能够流传千秋的文章，却是稀有、罕见。（杨闻宇）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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