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厢记》的“春”与“秋”

来源:光明日报

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颇负盛名,被贾仲明誉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凌波仙〕吊词)。作为崔张故事的改编本,该剧充分发挥杂剧文体的特点,将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于小说、诸宫调之外,另塑典范。其中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对“春”与“秋”的时间框架的设定,所谓“《西厢记》谓之《春秋》,以会合以春,别离以秋云耳”(李开先《词谑》)。

回溯崔张故事的流变,作为故事源头的唐传奇《莺莺传》虽然提到了春、秋,却并没有强调春与秋的季节特点与故事发展、人物情感的关系。李绅的《莺莺歌》注意到春天的背景,把莺莺的身姿和芳草花时相联系。宋人的相关吟咏如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毛滂《调笑转踏》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无论诗歌、鼓子词,还是转踏,他们对春天的歌咏,均源于诗词所共同具有的抒情传统。

在崔张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对春天、秋天景色的大量歌咏是从《董西厢》开始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作为一部说唱作品,在改编崔张故事时,表现出对春天、秋天这两个季节的特别重视。其中有大量的曲词歌咏春天的思念、秋天的离愁。比如“联诗”以后的〔双调·豆叶黄〕曲:“薄薄春阴,酿花天气,雨儿廉纤,风儿淅沥。药栏儿边,钩窗儿外,妆点新晴:花染深红,柳拖轻翠。采蕊的游蜂,两两相携;弄巧的黄鹂,双双作对。对景伤怀恨自己。病里逢春,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卷一)清人焦循曾盛赞《董西厢》的曲词。但是,在《董西厢》中,作者虽然大量借助春天、秋天来抒情,却仍延续了《莺莺传》顺序交代事件发展时间点的做法,且春季、秋季反复出现。在《董西厢》中,“春”与“秋”是抒情的利器,并不具有结构的意义。

中国传统戏曲“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戏曲剧本的写作,如何演绎故事,如何“搭架”,一再为曲学家所强调,而对“时间”的处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王实甫在把莺莺故事改编为杂剧时,从表现崔张爱情这个核心出发,把“春”与“秋”确定为故事展开的时间框架,所谓“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第五本楔子〔仙吕·赏花时〕)。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见,在秋天送别。春与秋的季节更替与人物的聚散离合、剧本情节的推进嵌合为一体。

《西厢记》杂剧既把“春”与“秋”确定为故事的时间框架,故着意突出这两个季节,集中笔力于春日的思念、秋日的别愁。一方面,全剧花了大量的笔墨铺写春天的相遇、联诗、听琴、私会、秋日的离别。另一方面,在莺莺张生春宵私会的情节之后,杂剧虽和《董西厢》一样,随之表现老夫人发现了二人的私情,但《董西厢》在此处对情节多做铺展,写“拂旦,令红娘招生小饮”;写张生向法聪借钱为定物;写赴宴;写“后数日,生行”。杂剧则在老夫人责问红娘后,随即叫来莺莺、张生,并且要求张生第二天即上朝取应。整个剧本对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进到“秋”,展开秋日的“长亭送别”。这不仅使得情节十分紧凑,而且也强调了“秋天”这个时间节点。对“春”与“秋”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与着力表现,使《西厢记》杂剧中的崔张故事具有了一个贯通而清晰的脉络。

也正是在“春”与“秋”的框架下,剧本发挥传统文化中季节所蕴含的情感,利用杂剧“扮演”的特点,把春天、秋天,与人物的思绪紧密结合,借助曲辞,对人物的心事做细腻深入的挖掘。“春”与“秋”的季候,使杂剧中莺莺张生的爱情在抒情方面与诗歌传统充分衔接。传统戏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同时,剧本对“春”“秋”二季的表现又紧扣情节发展,让自然景色为剧情的展开服务。比如在故事的开始,《董西厢》是由叙述者来交代春天:“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间,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仙吕调·赏花时〕芳草茸茸去路远,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尽堪描。○西有黄河东华岳,乳口敌楼没与高,仿佛来到云霄。黄流滚滚,时复起风涛。”(卷一)但《西厢记》杂剧则是在莺莺出场时,让莺莺直接唱出心中对春天的感触:“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第一本楔子〔仙吕·赏花时〕)春日之景牵动莺莺的心绪。剧本用莺莺的唱词倾诉她在暮春时节的愁怀,落花飘零中的伤感,让观众在剧本的开始,就对人物有一种直接、感性的体味,也为莺莺随后的爱情萌动做出铺垫。

张生佛殿偶遇莺莺,一见钟情。《西厢记》杂剧写张生对莺莺的美好感受是“恰便是呖呖莺声花外啭”(〔胜葫芦〕),是“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后庭花〕)。写莺莺离去后张生的失落是“空余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后庭花〕)。以春天的景致写张生的“意惹情牵”,表达他的爱慕之情。“心猿意马”的张生因此决定“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

“长亭送别”是杂剧中经典的一折。作为主唱的莺莺的曲词在对饯别时刻的摹写中,一再穿插对秋景的歌吟。“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正宫·端正好〕)秋空之高远,暮秋的西风、菊花、大雁、红叶,渲染着离别的背景,写出莺莺内心的烦恼与伤心。“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凄迷”(〔脱布衫〕),风中翻飞的黄叶、烟雾笼罩的枯草,点出秋日的凄凉,也映照着宴席上的痛苦与压抑。“夕阳古道无人语,禾蜀秋风听马嘶”(〔一煞〕)浩荡秋风中的马嘶,宣告着离别,也强调着孤独与寂寞。唱词成功融汇范仲淹《苏幕遮》、王勃《山中》、王安石《桂枝香》、李白《忆秦娥》等诗词的情感和意境,使感情的容量异乎寻常的丰厚,耐人寻味。送别情节的搬演、“愁眉泪眼”的莺莺形象的塑造,与诗歌抒情之美融合无间。

“长亭送别”之后,张生投宿于客店,睡梦中莺莺追赶而来。“董西廂”写张生客店梦醒后是“越越的哭到月儿落”,而杂剧则把《董西厢》对张生“哭泣”的描述改写为张生的唱词:“〔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第四本第四折)写秋夜穿过云层的月光,写风吹落叶之声,写促织的叫声、捣衣声,用寥落的秋景、凄切的秋声抒写张生的心情,借助梦醒后的所见所闻来表达张生的思念,丰满剧本对离别伤痛的刻画。

在《西厢记》杂剧对崔张爱情故事的表现中,红娘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剧中红娘的唱词亦时时和“春”与“秋”的时序相联系。在“董西廂”中,张生跳墙一段,是用叙述者的视角来写景:“夜深更漏悄,张生赴莺期约。落花薰砌,香满东风帘幕。手约青衫,转过栏干角。见粉墙高,怎过去?自量度。○又愁人撞着,又愁怕有人知道。见杏梢斜堕袅,手触香残红惊落。欲待逾墙,把不定心儿跳。怕的是:月儿明,夫人劣,狗儿恶。”(卷四〔中吕调·碧牡丹〕)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中,则改为红娘主唱:“(红云)姐姐今夜月朗风清,好一派佳致也……〔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抓住荼蘼架。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凌波袜。”(第三本第三折)“淡黄杨柳带栖鸦”用贺方回《浣溪纱》词,而以“嫩绿池塘藏睡鸭”为对,不但天然巧妙,而且更突出了春日的烂漫色彩。剧本借助红娘的眼睛,由这位事件的参与者来描摹景色,写月朗风清下的池塘、睡鸭、杨柳、栖鸦。用嫩绿、淡黄的颜色,用牡丹芽与荼蘼架,写春色之美、春天的生机。然而,红娘的唱词是写景,又不仅仅是写景。美好的春色是张生跳墙赴约的背景,传达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同时,也与接下来的剧情反转构成反差。

王实甫在元代杂剧成熟、发展的时期,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主旨,重写莺莺张生故事,把《西厢记诸宫调》对春景、秋景的表现,加以重塑,转换为整个故事的结构脉络。以“春”与“秋”为故事的时间框架,把崔张故事放置于一度的“春”与“秋”的转换之间。从春天的相思,到秋日的离别,“思路不分,文情专一”(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使故事的演述凝练、简洁,很好地吻合了杂剧舞台扮演的特性。而在“会和以春,别离以秋”的时间框架下,长于情辞的王实甫用杂剧这种当时盛行的大众娱乐形式,发挥传统文化中对节序的认知、诗歌中春思秋怨的积淀,强化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通过春景、秋景,把剧中人物的心事、心声透彻地传达了出来,使故事的敷衍具有了充沛的感情色彩,使杂剧的主题得到彰显。

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发扬了戏曲的特点,借时序使抒情与叙事达成完美的融合,成就一种新的文本范式,一部“万载风流话本”(西蜀璧山来凤道人《新增秋波一转论》)。王实甫的《西厢记》,也由此成为文人杂剧写作的精致代表,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经典。

(作者:李简,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唐诗中的长安城市图景

作者:崔凯 孟欣

阳春三月,万物勃发。在这个疫情还未远去、心灵尚需慰藉的春天,我们犹记,抗疫期间中外互相捐赠物资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等古诗句带来的美与温暖。纸短情长、万里寄怀,“诗必言唐”,而言唐诗必言长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教的传统,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抗疫期间,中外互相捐赠物资中所引用的古诗名句引发公众关注,深感传统诗歌的持久魅力。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而唐诗又是中国诗歌的里程碑,历来有“诗必言唐”之说。言唐诗必言长安,唐王朝立国的289年间,都城长安作为一国之核心所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这座城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诗的痕迹,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诗城”。据统计,唐诗现存55000余首(清人所辑《全唐诗》、今人所辑《全唐诗补编》),涉及诗人2300余名,几乎每位诗人都有在长安的诗作,有的甚至在长安留诗百余首。古代的文人墨客,遇所见所感必有所发,而唐时又以诗文为胜,当需要“志之所之”“吟咏性情”时,诗歌便以其高度凝练、情感丰富、韵律和谐而成为抒情言志的最好载体。唐人心中,长安是诗的乐土,今人眼里,唐诗是长安的重现。

长安雄魄

唐代长安城北枕渭水,南面秦岭,城周环绕交叉着八条天然河流,总面积达84.1平方公里。初唐的骆宾王所作《帝京篇》就有从宏观视野对长安城的描述,“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长安城布局划一,极其严整,由外郭城、皇城、宫城组成。其中包括108座作为居住区的坊、2座作为商业区的市(东市、西市)、位居北部中央的太极宫与皇城以及位于郭城东北的大明宫(初唐后的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城市内部则是“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长安城市的壮观图卷犹如在今人面前层层展开。中唐的白居易站在终南山观音台俯瞰长安城,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棋盘般的布局是天气晴明时所见,星宿般的点点朝火则是黎明前所望。诗人向北望去,长安的城垣、坊市、大街如一个大棋盘和井然的菜畦一般,官员黎明前赴大明宫上朝所打的灯火微微可见,在丹凤门(大明宫正门)之西如星宿一般蜿蜒缓行。据《新唐书》所记,唐代官员上朝在五更二点(约今凌晨将近4点),此时街鼓响起,坊门次第开启,长安士民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长安一日

街鼓初动,天色未明,官员们陆续从居住的里坊向大明宫进发。晚唐张籍告诉我们踏雪上朝是什么感受:“鼓声初动未闻鸡,羸马街中踏冻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鸡还没叫就要打马上朝,官道被厚厚的雪覆盖,没有远光灯的古代,连人带马不时会碰到街旁石柱,冻得瑟瑟发抖加上行路艰难,上班路上的心情想必不会太好。

然而,朝堂之上,心情自然就不一样了,有时还不免会有几分得意。王维、杜甫、岑参、贾至四位同僚以诗相和,共同记录了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一次朝会景象:“五夜漏声催晓箭”,就在“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之时,朝官初入宫门,看到“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钟声在宫人手中响起,官员在殿前依次列队,“玉阶仙杖拥千官”,炉中熏香在殿宇间缭绕,以至散朝之后,“衣冠身惹御炉香”,上班路上的不佳心情早已一扫而空,反而生出“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的自豪与快意。这才是一次普通朝会的记录,若是碰上大典礼,景象气势更为壮观。诗人王建有幸目睹当时万国来朝的宏大场景,“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六蕃陪位次,衣服各异形”“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天明告四方,群后保太平”。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大国盛世的气象与自信。

与朝官的惬意相比,长安城的底层百姓就不是那么舒服了。白居易《卖炭翁》中描述了“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老者运炭入长安售卖,天将近午,尚未开市,“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不想却遭遇宫中太监强行采购。当然,城中富家子弟是不会知道穷困为何物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他们只负责骑马踏花、寻欢作乐。

长安的夜晚比较单调乏味,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有夜禁,坊门关闭前人们要各归其所,否则就是“犯夜”,若被巡街金吾发现,轻则杖击,重则杖毙。例外也是有的,每年三元放灯,夜禁就会解除。中唐时期的张祜就在正月十五日夜观花灯时表达了“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的欣喜之情。皇帝召见当然也是例外,朝官张籍在寒食节被皇帝赐晚宴,归途中看到巡街者时就产生了“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的得意。

既然夜间的大街不让人走,那就只有鬼来出没了。务本坊西门外,夜间常有鬼往来吟诵,“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九衢生人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就是当时流传颇盛的鬼诗。

长安四季

迷蒙的细雨开启了长安的春,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写出这是一年最迷人的时光。温庭筠在南内兴庆宫目睹了“九重细雨惹春色,轻染龙池杨柳烟”的烟雨朦胧;韩愈沉浸在嫩草初抹的朱雀街细雨中,发出了“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雨满皇都”的赞叹。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不甘寂寞,在浪漫吟咏的同时回归理性,劝世人珍惜大好春色:“草色金堤晚,莺声御柳斜。无媒犹未达,应共惜年华。”

长安的夏是酷热难耐的。在这“人人避暑走如狂”的时节,白居易躲到了寺院中体悟僧人消夏的心境,“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相比于靠意念生凉,王公贵族们解暑的方法则高贵实际多了,刘禹锡受邀到驸马家中做客,看到的是“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既有通风的水凉亭,又有满碗的冰镇水果,还有纱罩遮盖的考究美食,这生活比现代也差不到哪里去。当夏之时,皇帝偶尔会赐予官员樱桃和冰镇甘蔗汁,樱桃虽美味但易上火,甘蔗汁则是降火之饮品,这样的搭配显然让王维很满意,因此他在《敕赐百官樱桃》一诗中写道:“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

秋天的长安景色最为清爽宜人,韩愈坐在靖安坊的家中,终南山色近在咫尺,感受“云风相吹嘘”的惬意。同一时节,杜牧眼中的长安“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诗人的志得意满隔着“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都藏不住。“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僧人子兰站在大街中,看到“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山色入城秋”的景象,又察觉到几分萧瑟的寒意。中秋之夜,在禁中值班的元稹与白居易以诗相和,“一年秋半月偏深,况就烟霄极赏心。金凤台前波漾漾,玉钩帘下影沉沉”。

长安的冬日同样也不寂寞,万物凋零之时,彤云密布之际,“暖拥红炉火,闲搔白发头。”晚年的白居易蜗居于新昌坊家中自斟自饮,醺然吟出“百年慵里过,万事醉中休”的旷达。大雪纷飞中,颇有才情的司空曙则独立于乐游原上,体会到“乐游春苑望鹅毛,宫殿如星树似毫”的壮观。严寒的天气里,人们往往喜欢三五成群在室内行令饮酒,“陋巷朱轩拥,寒门缇骑来。俱裁七步咏,同倾三雅杯”,大雪初晴,名臣于志宁在放朝之后于亲仁坊家中与同僚聚会的景象如在眼前。

在唐人眼中,即使是同一个季节长安也呈现出不同的美好,十二个月被逐一细致描绘。正月,“终南往往残雪,渭水处处流澌”;二月,“百啭宫莺绣羽,千条御柳黄丝”;三月,“青门几场送客,曲水竟日题诗”;四月,“芳草落花无限,金张许史相随”;五月,“竞处高明台榭,槐阴柳色通逵”;六月,“尘惊九衢客散,赭珂滴沥青骊”;七月,“绣毂金鞍无限,游人处处归迟”;八月,“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九月,“更想千门万户,月明砧杵参差”;十月,“万国来朝汉阙,五陵共猎秦祠”;子月,“御苑雪开琼树,龙堂冰作瑶池”;腊月,“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

长安游乐

长安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是帝国之都城所在,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中名胜众多,有观览游乐之地,方使人真正留得住。都城东南的乐游原、曲江池都是开放性的大公园。乐游原在西汉时为皇家乐游苑,至唐代在其上起亭造阁,由于此地在城内地势最高,便成为长安士民登高感怀的最佳场所。唐人所云“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爽气朝来万里清,凭高一望九秋轻”都是描述的这里。杜甫在原上与朋友宴饮时还留下“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的欢畅。大中四年(850年),杜牧将离开长安赴吴兴刺史之任,天气晴好之时登上乐游原抒怀,“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站在原顶向北遥望,百余里之外的九嵕山(唐太宗昭陵所在)清晰在目,此时的他刚得到朝廷恩允外放为官的好消息,好景佳音,怎不心情大好?与欢欢喜喜离长安的杜牧相比,曾久居长安的李商隐心情就不是那么好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傍晚驾着牛车登到乐游原上,闷闷不乐中看到落日红霞,叹息美景之不长在,结合诗人生平,倒是能看出其困顿不得志的状态。

曲江池紧邻乐游原,白居易有“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之句,足以看出两处名胜的距离。该池实际上是一处经过人工疏浚的湖泊,韩愈在诗中有“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的描写,可见其水面之大,沿池岸点缀有不少亭台楼阁。唐人宴饮游乐大多选择在此,故曲江池在唐代长安的诗中“上座率”最高。在唐承平之时,每年春暖花开之季,曲江池边车马云集,一片繁荣,“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都是描述其盛况的诗,众多的大诗人中,诗圣杜甫尤其爱在曲江池与朋友对饮,“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便是其当时欢快畅饮状态的反映。白居易对曲江池最为钟爱,现今存世的其在曲江池所作的诗竟有数十首之多,且一年四季、各种心情都有描述。曲江池在唐代久负盛名,其中的一花一木都成为时人关注的对象。晚唐时,池中的一株莲开出了两朵花就被视为祥瑞、传为奇谈,长安士民争相往观,同往观花的诗人姚合作《咏南池嘉莲》以记其况:“芙蓉池里叶田田,一本双花出碧泉。……四野人闻皆尽喜,争来入郭看嘉莲。”池旁种植的柳树也被借喻抒情,长安风尘女子就曾以“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的句子来倾诉内心的苦楚。

当然,在唐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士民眼中的长安也是不尽相同的。在王朝勃发的初唐时期,是“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的帝都气势与豪情壮志。处在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则有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上国气象。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城中建筑多半被毁,大家目睹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衰败之相。中唐时期的长安士民似乎忘却了安史大乱的伤痛,眼中满是“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的大好景象,以及“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的旖旎之风。晚唐时期,战乱频起,长安城数次被劫焚,在公元904年朱温放的那场大火之后,一代帝都彻底画上了句号,空留下诗人韦庄“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的悲愤感慨。

这就是长安城中的诗,诗中的长安城。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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