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控告，国联在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下，组成英国人李顿为代表的调查团前往中国进行调查。日本为了转移视线，欺骗舆论，并掩盖其更大的阴谋（东北策动成立“伪满洲国”），策划“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拟策划之事变”，这场所谓的“假战争”最终选择在上海这座远东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1932年1月初，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在板垣征四郎的授意下，交给川岛芳子2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让她负责具体的策划实施。川岛芳子将目光盯向位于引翔港的三友实业社工厂。
三友实业社引翔港工厂
1912年，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慈溪商人陈万运联合宁波同乡沈九成和沈启勇，集资450元，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租借5间小屋，取名“三友实业社”，寓意“三友合作、实业救国”，生产“金星”牌烛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烛芯断货，日商趁机抬高物价，三友实业社的“金星”烛芯逐步将日货挤出中国市场。随着规模的扩大，实业社开始增资、扩建厂房。
1917年，三友实业社在杨树浦引翔港镇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购地30亩建造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实业社在规模效应、技术革新、产品宣传（著名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就曾在三友实业社做绘图员）等方面多管齐下，很快畅销全国，加上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高潮的影响下，“三角牌”毛巾很快就将日货“铁锚”牌毛巾等挤出中国市场。1926年，“三角”牌毛巾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荣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三友实业社由此被誉为“国货之光”。
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
这样一个中国民族企业的存在，自然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成立抗日救国会，组建三友抗日义勇军，陈万运亲任大队长。他们自费购置军装，组织操练，还在厂门口挂起巨幅宣传画，誓言“定要收复东北三省”，把日本人恨得牙根痒痒。因此，当川岛芳子受命生事后，第一个就想到了三友实业社。
川岛芳子一方面唆使天崎启升等2名日本日莲宗（也称法华宗，日本佛教宗派之一）僧人和3名日本浪人，到三友实业社总厂滋事。另一方面收买一批流氓打手“伺机行事”。天崎启升等五人以“寒中修行”为幌子，“手敲钟鼓铙钹，行至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棉纺织厂附近，向围观之群众投石，三友社工人向前劝阻，发生冲突。”此时川岛芳子收买的打手混入人群，趁乱对日人一顿暴打，致5名日本人1死2伤，此即“日僧事件”。日本方面指控肇事者为三友实业社工人，并借此开始“搞出点名堂”。
1月20日凌晨2点，田中隆吉指使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日本浪人团体“日侨青年同志会”数十人人偷袭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面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并冲进附近华德路警亭，砍断电话线，杀死正在打电话向巡捕房报告的华人巡捕田阔生，刺伤二人。
被焚毁的三友实业社引翔港工厂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2000余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沿北四川路一路向北游行至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沿途高呼“杀尽中国人”，并袭击华人商店，殴打执勤巡捕。
1月21日，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提出抗议书，“要求惩办肇事者，并严切制止，以后不得再有类此情事发生。”而村井苍松在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竟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火上浇油，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此人在当年4月29日的“祝捷大会”上被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炸断一条腿）的住所，然后又嫁祸给中国人。
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军事部署，在1月28日前，在上海部署了军舰24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以及武装日侨4000育人，分布在日占区和黄浦江上随时待命。
一切准备停当后，村井苍松于1月26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对其21日所提4项要求作出答复。次日，又口头通知吴铁城，要求其必须在次日（1月28日）下午6时以前给出满意的答复，并解散一切抗日团体，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其要求。
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1月23日召开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对日抗战。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三位将军在会议上慷慨陈词。蔡廷锴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蒋光鼐表示：“从物质方面说，我们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戴戟则誓言：“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随即部署防线，构筑工事，严密戒备，预防日军入侵。
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精力在江西“剿共”，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27日晚间，何应钦、朱培德三次急电十九路军，要求“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并令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条件。
28日下午4时，日方对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但又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此事可不是吴铁城所能拍板的，急电请示南京政府。还不等答复，日军就在当晚10点多挑起战端。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自龙华驻地步行至真如车站指挥作战，发起还击发起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
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1932年5月28日，苏州）
淞沪战事开启后，面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而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中国人给日本人带路，甚至穿着日本军服，此等为虎作伥之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愤怒的上海人民开始咬牙切齿地讨论起“汉奸”话题。《申报》等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更进一步点燃了人们心头的怒火。包括扬州在内的“江北人”经过媒体的渲染，成为“汉奸”、“流氓”的代名词。
1932年3月8日的《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江北汉奸可杀”的报道。文中说：
昨日由公共租界往闸北之路，仅北四川路一处，晨间有人循该处前往，但抵闸北境地，则有为虎作伥之汉奸江北人，衣日本军服者，代日军执行严厉之检查。如搜出钞票现洋，该汉奸则纳入私囊，若与理论，轻则遭其用刀乱刺，重则被其拘往所谓江北司令部，非法监禁。
《申报》1932年3月8日的文章“江北汉奸可杀”
《申报》还为此寄语民众：“无事万勿亲莅闸北，以免杀身之祸。惟此种助纣为虐之江北汉奸，应亟设法制裁，以安良善。”对“江北汉奸”的切齿痛恨跃然纸上，就差呼吁市民“人人得而诛之”了。
此间还有报道称，一些汉奸带着日军，在租界与华界的各个路口进行盘查。有民众从租界走进华界时，不仅要被搜身，还会被刺青，用钢针在臂上刺上那种两面日本国旗交叉的图案，然后还用带色药水涂抹，让这刺青难以消除。这么一来，这些被刺青的人一旦被中国军警发现，就很容易被怀疑为日本间谍而遭来杀身之祸。此等汉奸诬陷残害同胞的行径不可谓不毒辣、不可憎。
同样是1932年3月8日这天，《申报》还有“江北流氓劫衣物逃入租界”的报道，称：在一二八抗战期间，闸北居民纷纷回家搬运物品避难，一股“江北流氓”趁机活动，到处抢劫，然后逃入租界。
《申报》1932年3月8日的文章“江北流氓劫衣物逃入租界”
6月8日，《申报》刊文《五盗匪迭犯巨劫案》，称有5名藏匿在杨树浦龙江路的江北盗匪（卞荣良、卞荣昌、刘兆丰、王永发、邵培荣）被缉拿归案，缴获手枪一支、子弹7粒。并称这5名盗匪系惯犯。此类报道在当年的《申报》等沪上报纸可以查到很多，一个共同特点是，将这些流氓、盗匪、汉奸并不区分具体籍贯，而是统称为“江北人”。
《申报》是一份创刊于1872年的老牌报纸，原名《申江新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的报纸。1812年史量才收购《申报》后，因敢于抨击时弊、揭露黑幕而声誉鹊起，一步步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因此，如此分量的大报用如此直白露骨的标题，在此类舆论下，上海市民对江北人的观感之影响可想而知。
1936年底，《申报》的副刊发了又一篇奇文《江北人》，里面更是充满了对江北人的歧视和污蔑：
“江北人”三个字，在我们“江南人”看来，却另有一种特殊的涵养在内。细分析起来，大概是：贫穷、龌龊、愚昧等等的成份，而后被结晶为“江北人”一个名词。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差不多已构成了这样一个图式：江北人就是一种最下等的人民，人家所不做的，他们都能做。
一二八战争起来了。在上海的闸北，发现了大批江北人被敌人利用作为“汉奸”。他们没有饭吃。自己不能事先好好组织他们成为一支有力的抗敌军队，而委弃给了敌人，得到的惩罚是：“汉奸”！谁说不该杀呢？
由这事实的发现，于是跟着中国人很自然的逻辑，就顺利的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凡是“江北人”皆是汉奸！
公安局下了一道命令：“凡留居本邑之江北人，限于一星期内，一律搬迁出境”。
《申报·文艺专刊》1936年12月18日的刊载的“江北人”
此文既出，引发一波非议。《申报》不得不于次年初发文致歉，称其本意是“讽刺地域观念甚深的江南人，……绝无侮辱苏北人之处，诚恐引起误会，特此声明，并誌歉意”
那么彼时的江北人为什么会被描绘成这么不堪呢？“汉奸”、“流氓”真的就是江北人的代名词了吗？这就得从清朝末年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江北人的境遇说起了。
前文曾对扬州历史上的繁华与衰落做了简要回顾。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盐业的衰落、交通格局的嬗变、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等等，曾经无比繁侈的扬州落寞了。不止扬州，整个江南地区也因为战火而遭屠戮，富庶不再，“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正所谓“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
而上海在开埠以后，因各种因素的交合，逐渐成为全国金融、贸易和工业的中心。太平天国期间，因为有着“租界”的庇护和李鸿章淮军的死守，因祸得福成为“安全岛”，周边各地（江苏、浙江、安徽乃至山东、江西、福建等地）大量难民和富商纷纷涌入上海滩，既给上海带来了大量的江南财富，也带来了大量底层民众。
据统计，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前的人口为55万左右，随着为避战乱而迁徙至沪人口的激增，到60年代的同治年间上海人口已经增至68万人，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突破百万。由此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并有了“魔都”的美誉（注：1924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出版《魔都》一书，这是上海第一次被称为“魔都”。一个魔字道出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的双重属性：“摩登”和“魔鬼”。）。
开埠后的上海南京路，最早名为“派克弄”，1854年延伸至浙江路，俗称“大马路”，1865年起定名为南京路
人口的激增主要源于以江苏、浙江以及安徽等各地国内移民的涌入（其实上海近代最早一批国内移民应当是跟随英国人来上海租界的广东买办，只不过规模不大）。据统计，到19世纪末期，上海人口中有85%的是非上海籍。
这些外来移民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等，都有着天壤之别。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以及宁波、绍兴等地由于文化、生活习惯、教育程度等与上海更为接近，沟通比较容易，所从事的工作一般是比较体面的，。比如“宁波帮”主要从事金融、五金、电影等行业，“无锡帮”主要从事面粉、防止等实业。而扬州人在内的“苏北帮”大多是没有多少文化和技术的农民，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上海以后，为了生存，大多从事社会最底层和“伺候人”的工作，如盐城、阜宁人拉人力车的居多；淮安人在码头扛货；高邮人捡垃圾；扬州（江都）人以“三把刀”（理发、厨师、浴室）立业；南通人烧老虎灶；泰州人做小贩……。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江北人。
苏北人居住的地方也主要集中在苏州河北的闸北、虹口及杨浦一带，大部分是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的阴暗潮湿的“棚户区”。以闸北区（现已并入静安区）太阳庙一带为例。太阳庙又称太阳寺、太阳禅寺，位于太阳庙路（今太阳山路），始建于光绪年间，淞沪抗战期间毁于战火。由于临近上海火车站，加之“寺庙神灵的信仰功能和寺庙社会慈善使之成为移民人口集中的地方”。到1920年代，仅太阳庙一处就聚集了数百人，是闸北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1926年，扬州八个城市的旅沪同乡在太阳庙附近购地建立“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公所”，为联系乡谊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空间。
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徽章
1931年我国爆发了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江淮水灾，受灾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6，里下河地区300多万民众流离失所，7.7万多人死亡，140多万人逃荒外流，其中相当一部分逃往上海。
文化程度低、从事下等职业、居住环境差、操着“难听”的江淮方言，以及由生存环境差所带来的治安、卫生等问题，让在上海的苏北人形象逐渐被黑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上海人称呼苏北人一般统称“江北人”而不说具体的地名，而对于江南人、宁波人等则以具体地名称呼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提起扬州，十之八九都会说：“扬州出美女”，实不知这算褒扬还是讽刺。关于“扬州美女”的话题后面再说。
至于称呼“江北汉奸”、“江北流氓”，甚至“江北猪猡”，则有明显的地域歧视之嫌了。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江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底层职业、所居住的棚户区、生活质量的低下，以及没有良好的教育等综合因素叠加，相当一部分人为了生计加入各种帮派、成为社会流氓等，这在当时当属不争之事实，但绝不能因此就将江北人与“江北流氓”划上等号。周星驰电影《功夫》里的“斧头帮”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和电影里面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历史上的“斧头帮”帮主可是个厉害人物——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他的“斧头帮”相当一部分来自江北（包括安徽、江苏）移居上海后居于上海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码头工人等组成，他们并非打杂抢烧之流，而恰恰做了不少义举。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至于来自江北的汉奸，原籍南通的吴世宝当是民国时期上海滩著名的黑帮人物而且是个大汉奸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在1939年加入汪伪政权的“76”号，网罗了一帮心狠手辣的帮手，干下不少丧尽天良之事，是“76”号魔窟中杀人最多、“立功”最大的打手。
而事实上，有学者根据《申报》1932年2月9日至5月1日期间有关汉奸的报道进行的统计，提及汉奸籍贯的一共10人，其中江北4人（含扬州1人），浙江及苏南5人，福建1人。江北人并不占多数。
对于污名为“江北汉奸”、“江北流氓”等，身为江北人的各阶层无疑是极度愤懑的。1932年3月15日，淮扬通旅沪同乡会联合办事处成立大会宣言对《申报》等以“江北汉奸”诋毁江北人表示了鲜明的抗议态度并呼吁国人同舟共济、同仇敌忾：
汉奸二字系辛亥革命加于忠满者之名词。五族早已共和，中华冶成整个。用之对日已觉语出不伦，冠以江北更见自呈分裂，非但胜笑友邦，且贻日人口实。况按诸事实，江北二字原非籍贯，不肖之徒不仅敝籍敝会等。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旨，诚不欲反唇相揭，且为整个民族计，更不愿自堕国格。此后汉奸及江北字样祈诸公加以审慎对外宣传，尤应注意更有进者。同胞中偶有败类，皆由政治未循正轨，教育未能普及以致意志薄弱，生计穷困，易受威胁利诱，其迹可诛，其情亦可悯。君子爱人以德，有心世道者岂能无动于衷。敝会等谨掬诚于国人之前，此后对于不肖之徒必尽锄奸之责，其颠沛流离者亦必设法救济维其生存，深望各界贤哲进而敎之。谨此宣言！
1032年3月19日《申报》载“淮扬通旅沪同乡会联合办事处成立大会宣言（一）”
但就算如此，上海滩上对于“江北人”的歧视却始终没有停止，只不过除了一些抗议宣言外，没有兴起什么波澜。
但是两年后的扬州，却因一本《闲话扬州》的小册子掀起轩然大波，成为震惊全国的“学案”。
扬州瘦西湖
4月27日，一份令人瞩目的战报掀起热议——乌军昨日一日内共歼灭敌军1124名，而俄罗斯军队在打击敌军方面则面临着严峻挑战，他们试图包围位于恰西夫亚尔地区的敌军，却遭遇失败。乌克兰军队凭借其勇敢精神和装备实力，已经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4月27日，乌军的战报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据统计，如今已经进入了第794个战争日，乌军在这一天内成功地消灭了1124名敌军，而俄罗斯军队的阵亡人数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65054人。这不禁让人感叹，前线的压力确实巨大，难怪俄罗斯负责征兵的官员表示，“以目前的兵力，我们是无法应对的，还需要进行新的动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英国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支援，乌军在弹药充足的情况下，必定能够更加大胆地投入战斗，届时，战报的数据将会更加震撼人心。此外，乌军昨天的战果也是相当可观的，他们成功地摧毁了俄军的14辆装甲车、6辆坦克、38门火炮、24架无人机以及5枚巡航导弹，同时还缴获了35辆军车/加油车。
在另一边，俄罗斯军队试图包围恰西夫亚尔的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们正朝着伊万尼夫斯克、克利什奇夫卡和安德里夫斯克方向发起猛烈攻击，希望能拉平战斗对抗线，然而从战术角度来看，他们并未能实现目标。随着乌军弹药得到补充，俄军想要达成这个目标恐怕会变得愈发困难。
乌克兰国防军总参谋部在Facebook上发布了相关信息，提醒大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已经持续了整整794天。在过去的一天里，乌克兰国防军与俄罗斯入侵者之间的94次战斗冲突发生在前线的各个方向。
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克兰士兵们成功地抵挡住了来自卢甘斯克的比洛霍里夫卡定居点和顿涅茨克地区的诺维、维姆卡、斯皮尔内、伊万尼夫斯克和克利什奇夫卡定居点地区的10次袭击。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克兰守军同样成功地击退了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克拉米克、奥切雷坦、塞梅尼夫卡、乌曼斯克、卡利诺夫定居点地区的29次袭击。在新帕夫利夫卡方向，乌克兰国防军继续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赫奥尔希夫卡、普雷奇斯蒂夫卡和乌罗扎因定居点地区限制敌人的行动，敌人试图突破我军防线的尝试共计17次。
1. 西方媒体近日报道称，部分美国官员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冻结战线”的想法，原因在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最新一揽子军事援助可能并不足以帮助乌克兰收复所有失地。虽然当前的一揽子计划的支持者并未宣称它本身就能使乌克兰解放所有被占领土，但是讨论可能的战争结束状态仍然为时尚早，因为美国总统乔·拜登仅仅在两天前才签署了批准新一揽子计划的法案。
2. 俄罗斯军队近期在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的确证了他们的推进，而乌克兰军队则在东（左）岸的赫尔松州确认了他们的推进，尽管这种推进可能并非最近发生的事情。
3. 4月26日，西维尔斯克方向（巴赫穆特东北部）的阵地战仍在持续进行中，但该服务出现问题，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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