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融会作者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
《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好评如潮，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韩文等版本。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不经意间又拿起书架上的《万历十五年》，记得六七年前因为看了人民的名义买了这本书，当时只是惊叹一个又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横截面中纵横捭阖，几个人物的故事一气呵成，一本历史书读起来像小说也是非常享受。
如今时隔许久再读，竟不自觉心生悲怆，“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历史悲剧之感很长一段时间萦绕不去，踌躇之下，借助Chat GPT4的写作能力，总结总结这本书吧：
黄仁宇先生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将这些故事娓娓道来，引导我们用一个旁观者的视野去目睹这些或君子小人、或贤能昏庸、或平和激烈的人慢慢走向历史为他们设定好的结局，也许是历史设定好的圈套。
在本书中他提出了大历史观，即在分析一段历史的时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因为“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从1587年这一年，前伸后延涉及明代自开国至灭亡276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给我们阐述了大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大线条勾画出中国儒家文明与世界文明产生冲突前的时代背景，隐隐折射出晚明以来中西文明冲突带给近代中国历史大败局的深层原因。
本书开篇第一章写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本书看似写的是万历十五年，实则写的是万历十五年背后超过400年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年，现代化的车轮已经开始了转动。
1、“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2、“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
3、“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
这三个制度看似保障了皇帝的“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的地位，这也是我们长久以来对皇权制度的诟病，但是缩影到万历十五年，这三个制度竟然像是一个笑话，不仅没能保障万历的自由，反而给他套上了牢牢地枷锁，历史，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段子，制度的执行和初衷有时候竟然好像是南辕北辙。祖宗的制度相比起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看起来那么不堪一击。阁臣、太监、母后，三者联合给万历皇帝打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
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察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乃至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或身败，或名裂，无一人功德圆满。纵使是冯保、高拱、张京、郑贵妃、朱常洵、俞大猷……这些被侧面提及的人物，也没有一个能够平安收场。
这种情况，不单是个人原因能够解释，确实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迄庶民，无不遇难连累、遭受灾秧。无关个体身份荣誉，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但是每一个都在与时代挣扎和抗争。
从拉长的视界和技术的角度观察明代晚期上层人物，他们限于时代格局的框架，个人的努力最终都只能落得蚍蜉撼树，改变不了大局。因此在万历十五年中登场的每个人物几乎都变成悲剧性的人物，个人的能动性无从展现，最后只有以挫败收场，责志以终。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大历史过渡时期的过客。
全书的悲剧情调亦由此奠定。这种历史的叙述中，隐含的确是对中国现代化的隐射，大的历史观和精微的叙述联接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苦闷的万历皇帝
万历十五年的漩涡中心就是万历小皇帝，前半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后半生一直在摆脱这个阴影。万历皇帝个性柔弱而又聪明敏感，他甚至不能任意走出皇城一步，发现想做的事情统统做不到，他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于是励精图治的念头也就一天天减退，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之中，他实际能控制的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询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冷，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精明的张居正
张居正奢靡享乐、道德有亏，但他务实能干，饱读诗书而有真才实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所以在他开创了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万历登极前十年的中兴。但是，1587年这位煊赫一时的已故首辅被抄家，张居正在局部上改革了国家的经济体制以适应社会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冲突，在他生前已使自己陷于文官集团中的孤立地位，一旦技术上的争端上升为道德问题，他就变成大奸之徒。在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老成的申时行
申时行，这个“和事佬”看重礼仪、重视道德，爱惜羽毛如名爵，除四书五经外，别无乐趣。他凭藉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应对一切，在细微之处调停周济，尽量维持朝堂安稳，避免剧烈冲突。 申时行是少有的看清了形势的人，他意识到了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看到了传统的一元统治是不可打破的，所以他采取了折中之策。他奉行调和，首先与全体文官协调合作，甚至在必要时以原则作交易，用来换取最低限度上的团结一致。“四书”尽管仍然是科举的标准答案，但技术上的操作却不是如此简单，一个文官阶层，尽管它的存在是国家的最大问题，但毕竟是为解决问题而设置的，由于官僚集团的互相倾轧，“和事佬”首辅也被迫下野。
古怪的海瑞
海瑞，一生廉洁奉公，为民谋利鞠躬尽瘁、舍生忘死。他惩治腐败严厉果敢，他懂得政治权谋却不屑于用，不惜得罪上司、辱骂皇帝，赢得更响亮的清流好名声。但他是一个极端复古主义者，看不到社会的发展，看不到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性，硬是要把社会导向从前，即大明开国之初。作为道德完人的海瑞在技术与道德问题上也难以客观公允。以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的一生，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试图通过复古来扭转的制度自然下场惨淡，这种失败甚至在海瑞自己看来都是难以理解。
孤独的戚继光
戚继光，同样是一个有着极高追求的人，个人能力上也足以位列中国名将的榜单。他一生战功卓著，组织的新型军队有效地打击了沿海一带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军法严明，率领的“戚家军”是常胜之师。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辞世时却一贫如洗，满目凄怆。从组织和技术层面上，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各种战术的创新和军事体制的有限改革。在当武将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的时代，戚继光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遭到重重阻碍，“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种这种意志又有传统的成例为背景”，戚继光的成就似乎也只是个人才能的一种体现，而决无可能把这种体制外的特例演化成一种组织上的创新，从而被传统的军事制度所容纳。
矛盾的李贽
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度为僧，时年61岁。终于可以抛去呆板拘束的生活，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他真的自由了吗?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不是一个政治范畴的人物，但是他与政治紧密相连，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无法冲破传统的道德，被坚定地排除在主流之外。
在书的结尾，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解释，他在书的结尾颇笃定地写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随后的表述则沉痛至极，“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
黄仁宇先生的结论是走出以意识形态至上为基本特点的礼治，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讨从1840年向前推进几百年，以拉长的视界来探讨历史，强调“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凡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历史研究必须通过宏观的视界，将过去的历史踪迹同今日联系起来，并作一番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因此很多历史不能片面处理，必须在这个意义、脉络上找寻当今人们的位置，进而探索未来可能的进程，因为很多目前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将历史往后推三、五百年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唯有如此，视界才能纵深宽广。
书中用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的真实案例，说明在成千上万的上层文官集团和不计其数的下层民众之间，如此庞大的明王朝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言之，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赖道德维系。然则，“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此外，书中用显微镜的视角，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的小事开篇：“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一大堆官员聚集到端门参加午朝大典，却发现皇上并未召集午朝却因以讹传讹而闹了乌龙。万历皇帝很生气，扣发全体京官两个月的工资。” 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说明大明王朝的管理已混乱失序，1587年虽然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年，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年中黄河决口、年终海瑞病死于南京、年末戚继光去世……上述事件，表面看似末端小节，本质却是以往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看起来依旧祥和的大明王朝，整个体系却已病入膏肓。
所有的困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是由最初那扇破窗引发的连锁反应，很多不起眼的小事情，能铸成让人始料不及的大祸患，做人做事都要重视小事小节，要防微杜渐，在祸患出现萌芽的时候就要着手处理，防患于未然。对于企业来说，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要有解放思想的魄力，要有变革的能力，要有改变的速度，才能不被新的产业革命和时代变革所淘汰，才能够做到基业长青。
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万历十五年》确能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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