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五月，我们散步，我们读书，我们不假唱。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美】克里斯·贝尔/著 李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4年3月版
推荐人： 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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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打破社交媒体：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一书的作者克里斯·贝尔指出，我们都身处在社交媒体的棱镜中，但许多人对此毫无察觉。
书中记录了许多受访者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里为人和善，谈吐得体，但他们在网上的言论却立场偏激，且具有攻击性。他们中一些人回忆：在网络上，中立温和客观的观点往往无人问津，而具有攻击性的极端观点才能吸引他人的目光。而在这个过程中，棱镜不断扭曲着我们对于他人以及自己的看法。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团队设想的，解决网络政治极化的方法，其中包括通过用户匿名化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以国外4 chan论坛为例，尽管实现了用户的匿名化，该论坛依旧以“政治不正确”和歧视性言论闻名。而简单暴力的一刀切式管理，无法消除这些思想的传播，传播者往往转向地下，伺机而动。因此，在网络环境日渐复杂的当下，贝尔的缓解网络政治极化的方法或许将面临新的考验。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 毛明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2021年8月版
推荐人： 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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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一书中，徐贲总结各国的启蒙运动特点时讲到，“德国启蒙的特色是逃避专制现实的抽象哲思，它有与社会现实问题脱节的弊病”。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读到对德国启蒙的负面评价，但瞬间让我想明白了很多问题，包括康德哲学的“不接地气”或许也事出有因。徐贲这里所说的“逃避专制现实的抽象哲思”应该是包括德国的理想主义的，就像这部席勒传的主标题——“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译者毛明超总结道：“翻阅这部传记，就能发现，萨弗兰斯基视席勒为德意志理想主义的代表。何谓理想主义？在汉语语境中，表示‘理想主义’的德语词‘Idealismus’又常被译为‘唯心主义’或‘观念论’。但此二义实取自德语的‘理念’而非‘理想’，源于‘Idee’而非‘Ideal’。然而在席勒笔下，更重要的当然是后者，即对一个美好世界的乌托邦式想象。不，不是乌托邦：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不怀疑其蓝图最终的可实现性。他绝不会安于现状，而是天生就要求变革。”我猜测这本译著将“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作为主标题，同译者对于席勒理想主义的同情之理解不无关系。这本传记的译笔很流畅，纸质书的排版也很用心，带来了不错的阅读感。
《过敏的真相》
【美】特雷莎·麦克费尔/著 秦琪凯/译，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2024年4月版
推荐人： 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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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蕾莎·麦克费尔的父亲死于蜜蜂蜇刺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过敏反应启动-组胺释放-充血肿胀-心搏骤停，一切发生得迅疾突然；更令人痛惜的是，附近药店的药剂师拒绝为他注射一剂救命的肾上腺素。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尽管如今在我们看来他的决定非常残忍，但那时药剂师的双手在法律上确实是被束缚的”。
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学人类学家，特蕾莎穷尽了她所能作出的所有努力，试图探寻过敏这个复杂的现代医学谜团。她采访了众多免疫学家和过敏症专科医生，以及空气质量控制员、病患家属、医药公司、科研单位、政府机构等不同立场的个人和组织。她回顾了早期免疫学家的危险实验，调查了过敏症患者当下的困境，了解过敏治疗的新进展。
然而21世纪的过敏症实在是太复杂、太令人困惑了。患者人数节节攀升的同时，触发过敏的因素在许多时候仍然成谜。“屏障假说”“卫生假说”“毒素假说”……回溯完200年来的医学探索，只能说，“关于过敏的原因，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难以回答的问题”。另一方面，过敏诊断的方式古老而原始，甚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根本的变化。过度诊断和诊断不足并存，正如作者所言，“过敏症诊断的客观科学充满了主观性。许多过敏症专家依靠他们的直觉，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解读皮肤测试结果并诊断过敏。在21世纪，解读过敏测试结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尽管在“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上，我们还不能找到所有的答案，但至少在“是什么”的层面上，《过敏的真相》给出了很有诚意的回答，而这已经难能可贵。
《惠通桥之战》
余戈/著，天地出版社，2024年5月版
推荐人： 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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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离不开交通线。道路中断，也许还有绕行的可能，失去一座桥，就可能遭遇军事术语中所说的“绝对障碍”。因此，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位于滇西的惠通桥，正是这样一座战争历史“舞台”。军史学者余戈运用“微观战史”的写作方式，几乎逐日地还原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围绕惠通桥展开的攻守较量。作者运用最新发现的原始档案以及大量的口述史料，使得叙述细腻丰富、有血有肉，令人体会到了战场的残酷和战役指挥时千钧一发的紧迫感。真正的战争绝不是银幕上简单的冲杀，而是细微之处的临机处置，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书中带来的战争的真实感，让人窒息的同时，更能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思考。
《吉他匠人：工业化时代的手工艺者》
【美】凯瑟琳·达德利/著 谭宇墨凡/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4年2月版
推荐人： 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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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达德利（Kathryn Marie Dudley），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作品主要聚焦于美国后工业时代转型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书中她自陈：“这个项目始于寻找一把吉他。不是普通的吉他，而是一把能成为同伴、可称为灵魂伴侣的吉他。我从小就拉大提琴，一直记得拉弓弦时的那种安心感……很久以后，我发现自己仍然需要类似的安慰。双子塔已经倒塌，而我正在争取大学的终身教职。”于是，“一把吉他接着一把吉他，我向许多人讨教，只要这个人愿意教一个40多岁的女人如何用一把六弦吉他表达感情。”她一头扎进了手工原声吉他的世界，而这激发了她对这一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工作方式的学术兴趣。
作者以“吉佩托之梦”来形容吉他制作的魅力与它在当今市场文化中的不确定地位。“《木偶奇遇记》中，善良的老木匠‘像神一样’‘赋予木头生命’，这一人物形象戏剧化地表现了手工劳动所能带来的满足感和危险性。吉佩托也许是为自己干活，但日子过得很穷。虽然与工业革命脱节，但他有一身手艺，可以把一块顽木变成一个拥有特殊力量的物品。……说一个人‘沉迷’于吉佩托之梦，是对这个梦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含义所表示出的矛盾心理。靠‘一块面包一杯酒’度日，在职业生涯刚起步时可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若过了青年时期还是如此，就可能会有损自尊，也会丧失社会归属感。……自谋职业所特有的经济不安全感，考验着每名匠人的勇气。顶着让生意持续运作下去的压力，制琴师们在组织劳动并寻找工作的意义时，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而在制琴师的故事中，他们显然沉湎于这种情感上吸引人、美学上具有挑战性的行业所带来的回报。他们说：“吉他制作是我所知道的最多维的手工艺之一。这里面有艺术，有科学，有哲学，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它具有审美趣味，它的一切都恰到好处。……那种丰富性，无论成就感还是挑战的丰富都是非常诱人的，就是那种惊叹的感觉！这是一门你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的手艺，可以在工作时从个人力量中获得平静。……（制琴）这一挑战永无尽头——你永远不会登上顶，也不会撞到墙。如果你的能力足够，总是会越做越深入。”他们说：“我在吉他制作中找到了像诗一般美丽的东西，并彻底从之前的幻灭感中走了出来……当然，我有时会想，这是不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但答案是否定的，仅此而已。我的亲戚们都说我一直像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沙坑。”他们说：那是一种“纯粹为工作本身而做高水平工作的渴望”，“制琴不是一种有用的技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
黄宽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3月版
推荐人： 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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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宰是南宋的一名基层士人，他在仕途顺遂之时，毅然辞官回乡。在漫长的乡居岁月中，他积极凝聚乡亲，致力于乡里建设，并向官府反映民意，乃至关切国政。这与南宋大多数退休官员的选择大不相同。《居乡怀国》解答的一大问题就是，刘宰何以会有这样的选择。
黄宽重先生对于刘宰的研究，近年来间或在讲座、会议或是单篇文章中涉及，但当时尚未成书，未见全貌，此次新著出版，则令读者更系统地了解了黄先生对于刘宰、对南宋士人、对宋史的思考。
特别是黄先生在本书第一章分五节从不同方面讨论了南宋镇江的形势与环境，相对于过去只是从地理形势上去体会战略要地之“要”，这里的论述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猫之土：猫科动物的魅力和现代世界的形成》（Catland: Feline Enchantme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英】凯瑟琳·休斯/著，Fourth Estate，2024年4月版
推荐人： 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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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猫党和狗党的永恒争论中，猫党又添一部重磅著作——凯瑟琳·休斯（Kathryn Hughes）的《猫之土：猫科动物的魅力和现代世界的形成》（Catland: Feline Enchantme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总的来说，猫要比狗边缘得多，狗很早就在人类家庭中有了名字和特殊地位，猫只是作为捕鼠工具存在，不配有名字。直到十八世纪，猫才逐渐有了名字和个性，而那时狗已经当上小说主角了（比如弗朗西斯·考文垂的《小庞培》）。约翰生的猫叫霍奇，有次他在霍奇面前夸了别的猫，然后突然意识到不妥，于是甜言蜜语安抚了霍奇一番。休斯认为，猫被赋予与狗同等的尊严，要迟至十九世纪末。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1890年代威尔士亲王被邀请担任英国猫咪俱乐部的赞助人时，他一口回绝，还说下次是不是要被邀请赞助老鼠俱乐部了（王室和贵族里明显是狗党占绝对优势）。猫的血统是大问题，因为太难分类，专家们只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什么白猫“胆小”，黑猫“有绅士风度”，虎斑“是所有猫类里最诚实的”。1871年暹罗猫首次被引入不列颠时，人们还热烈讨论过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算猫。休斯还专辟一章写了单身汉和同性恋对猫的过度依恋。爱德华·里尔搬到山上的新别墅时，要求跟之前的房子一模一样，这样他的猫福斯就不会认生犯迷糊。埃德蒙·高斯对猫阿托萨的激情堪比爱上了一个直男：“一腔热情换来的是冷冰冰的距离，甚至蔑视。”猫主人们有时会在杂志上分享猫咪美食，比如煮羊头之类，之后杂志会收到许多猫主人的反馈意见，说他们因为煮羊头味儿太大被邻居投诉了。虽然女王的柯基永远有一席之地，但英国最得人心的国宠绝对是唐宁街首席捕鼠官——虎斑猫拉里。特朗普访英时曾被耽误了一小会儿，因为那天下雨，拉里躲到了总统座驾“野兽”下面，横行霸道如特朗普，也不敢得罪这位粉丝无数的国宠，只好乖乖地等着拉里大人从车底下爬出来。
《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
潘静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有，2024年4月版
推荐人： 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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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的是清遗民的精神生活，副标题是“文学研究”，所以书中是以清遗民的诗文为主要材料来探讨。说到遗民，我们会立刻联想到历史上宋、明的遗民，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夷叔齐的传说，但作者在绪论中就指出：首先，和宋、明的覆亡不同，清皇室保留了自己的宫廷、财产和优待款项。其次，革命派借晚明推出的“排满”宣传虽然不见得获得普遍认可，但民国成立时通行的话语的确是“光复”。最后，历代遗民存在于王朝更迭的谱系里，民国至少在北洋时期是一个有着“标准”共和政体的现代国家。（第3页）所以，相对于历史传统来说，清遗民处于很尴尬的断裂层，格格不入。比如“清朝旧臣的命运，除了死、降（从另一角度说是反正、起义）、隐以外，又多了一条出路，即不死、不降也不隐，而是到租界去做遗老。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5页），似润非润。比如，他们诗文主题的晚明想象中，明思宗之死特别受关注。1920年5月7日（农历三月十九日），陈夔龙招邀故老到他的住处雅集，以“万寿山怀古”为题（63-71页）。巧得很，这也是现在很多知识人喜欢的话题。再比如，辛亥之后，中上层士人殉清者极少。作者在绪论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民国建立，走向共和，从理论上讲，民治、民享、民有是根本精神，“家天下”的王朝政权因之失去合法性。遗民是帝制王朝的产物，也随之失去了自身的根基。对遗民的毁灭性打击不是王朝政权的覆灭，也不是政治地位的剥夺，而是道德和价值之源的干涸。较之宋、明遗民，清遗民自身的“存在”遭到了挑战。在社会层面，从遗民到弃民的角色转变，是清遗民不同于宋、明遗民的关键，在成为“遗民”的那一天，他们就注定了要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行走。清遗民绝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一来，作为“遗民”，他们有时仅仅是在努力“扮演”自己。生活中，“表演”无处不在，无人不然。
“表演”可能是我在书中对遗民体会最深的一点。本书以遗民的结诗社为线索，将其置于民初租界、东北易帜前后、“两京”沦陷区这些特别让遗民纠结的场域中考察，可以更加深切地揣摩他们运用诗文在真实表达与文字表演之间的暧昧。比如，遗民隐居的租界主要在天津、青岛、上海，租界提供的“庇护”让很多遗民日子过得舒坦，但是一战爆发后，青岛的遗民如周馥又仓皇亡命天津。在上海的遗民就颇有些庆幸。作者引用了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新丰楼馆转皇都”一首注云：“清室禅政，内外遗臣，群居青岛，虽未以身殉，大有田横岛上五百人愤慨自杀之意。未几，欧洲战发，遗老退出避国之桃源……”（107页）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遗老们人人都有田横五百壮士的心思，却没一个付诸实践，反而为“退出避国之桃源”感到惋惜。
当然，并不是要这些遗老非死不可，只是这确实会造成遗民伦理的内在紧张。如作者所言：“时人不仅诟病清遗民‘腐朽’的忠君观念，更诟病他们守节之志不坚，而又以守节之荣自炫。”（136-137页）这种纠结，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所以经常容易破防。一位穷困的遗民李瑞清因为不接受出仕民国故人的馈银，“触沪上遗老之忌”。这正是因为“当时标榜遗老者甚众，而临财则又往往变易面目，自解为不拘小节矣”。……遗民伦理始终无法消泯其内在紧张，当事人和叙事者不得不加以解释或修饰，但结果是侵犯了遗民伦理的不是旁人，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在各种行状、年谱、传记、墓志铭等碑传文中的模拟性、选择性甚至虚构性叙事，只是在维持遗民话语的威权，并在这一威权的羽翼之下，获得优越感。但实际上，遗民伦理已被他们腐蚀殆尽。（139页）
不过，只要迈过内心紧张的门槛，大可以心安理得了，作者引用林庚白《孑楼诗词话》的一段话说：
逊清遗老，什九貌为忠孝，而以民国法网之宽，得恣所欲言。在北洋军阀时代，以一身出入于清室与民国者，又指不胜屈。“笑骂由他，好官自为”，此辈遗老，亦庶几矣。（158页）
不少遗民觉得，既然能在北洋政府那里领大洋，自然也可以在日伪政权那里领薪水。那些落水太深的，浑不在意了：
过去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都是奸字号老前辈，沦陷区人民统称之曰“前汉”。汪精卫的伪府自然是“后汉”。许多奸丑们口头上常常承认自己是“后汉”而靦然不以为耻。（260页）
而有些人则仍通过诗文隐晦地表达自己遗民的身份，比如作者分析夏孙桐在1941年得到溥仪赐额后写的一首诗，诗中用各种修辞来表示自己山野的身份，至少是想稍作撇清（254-255页）。作者在第四章着重讨论了北京与南京沦陷后的两本文人杂志《雅言》和《同声月刊》，虽然其中也夹杂有指斥日本侵略的诗句，但作者同时指出，无论遗民们受到多少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但“文化”其实不能用来为一个人的行为辩护，他是自己的“法人”（281页）。
第五章“幽微的遗民意识”中有部分篇幅谈到1949年后的遗民心态，其中许宝蘅的日记和诗文中颇有耐人寻味的地方：许宝蘅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之后，答馆员陆和九的贺诗云：
不见陆生久，闻声喜可知。礼宜称后辈（和九入馆已五年），情重即吾师。马齿徒加长，蛾眉也入时。愿从谋一醉，今有杖头资。
“蛾眉也入时”当然是自嘲，不过感觉还别有意味。（338-339页）
1959年10月，许宝蘅还作了一首《浣溪沙·建国十周年国庆节献辞》来表达他的欢欣鼓舞之情：
推倒古来封建局。崭新学术骋神奇。十年奠定万年基。百废俱兴无弃利，多方科技展新知。竿头日进复奚疑。（340页）
想到前几十年他们结社吟诗时那些表现遗民情调和遗民美学的常用意象：“尧年、夏正、殷顽、周遗、汉腊、鼎湖、攀髯、首阳薇、义熙甲子、西台恸哭、野史亭、井函心史、仲宣登楼、鲍照芜城、桃源、避秦、畸人、陆沉、新亭、戮民、暮年庾信、黍离、永嘉流人、过江、南渡、白莲社、汐社、月泉、落花时节、越吟、贞元朝士、石马、铜盘、铜驼、铜狄、辽鹤、觚棱、细柳新蒲、开天遗事、衣冠、文物、人物、昆明劫灰这样的词语或典故在其诗文中几乎触目皆是，不择时、不择地而有。”（61-62页）不由得要感慨：
改造遗民，还看今朝。
《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
钱永祥/著，当代世界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4月版
推荐人： 郑诗亮
推荐语：
一直很喜欢钱永祥先生讨论政治哲学的文字。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那本《纵欲与虚无之上》中收入的关于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罗尔斯和桑德尔等学者的篇什，曾经给了大学时代的我极大的助益。然而，书中第三节“众生平等：回避不得的动物伦理”被当时的我跳了过去，理由说来也简单：还有那么多先贤大哲关心世间疾苦、探讨人类命运的著作文章等着我去拜读，小小的动物伦理，有什么“回避不得”的？
当然，这种想法，只能证明学生时期的我深陷“人类中心主义”而不自知，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待动物的方式，恰恰可以映射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借用《人性的镜子》封底语）。正如钱永祥先生在《人性的镜子》前言中所言：“就动物问题来说，‘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最核心而又尖锐的问题意识”，而这本深入浅出的小书，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从历史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和影响，到道德思考如何设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类跟动物的伦理关系，这整个论述决定了这本书的结构”。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书中讨论彼得·辛格、汤姆·里根与纳斯鲍姆的篇章。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位学者是动物伦理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而他们的理论分别来自效益主义、康德主义与亚里士多德思想，恰好对应西方伦理学的三大源流，通过他们抱持的动物伦理观，可以“鸟瞰整个领域的地势”。另一方面，钱永祥先生对这些学者的评述堪称上好的说理文字，切中肯綮，娓娓道来，从中可以充分领略“爱智慧”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散步：罗伯特·瓦尔泽中短篇小说集》
【瑞士】罗伯特·瓦尔泽/著 王雨宽/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野spring，2023年11月版
推荐人： 顾明
推荐语：
是适合散步的季节了。从某个时间起，我开始喜欢上了散步，经常走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甚至更久。个人一直觉得，散步是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大助力。就像本书作者说的，散步时，你的过往人生在大脑中“像一个充斥着戏剧化场景的舞台”逐一上演，你会审视自己，与自己对话，你会借此想清楚很多问题，那些曾经令你困惑的、矛盾的人生；同时，你也会被周围的一切所吸引，大自然、经过的人，与他们产生连接。说这些并不是想要自比《散步》作者罗伯特·瓦尔泽，这位瑞士著名作家，只是在阅读此书时，确实有很多共鸣。
《散步》收录了罗伯特·瓦尔泽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几篇小说，大多很简短，几页纸而已。与书同名的《散步》，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读者可以将小说中主人公“我”看作瓦尔泽本人，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开启一段散步的旅程。据说，瓦尔泽本人的散步十分漫长，有时甚至是苦行僧般的徒步，走上半天甚至好几天，翻山越岭，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这是在孤独与贫困中写作的他，保持与外界一定联系的一种方式。《散步》就记录下他与世界接触的各种体验，他去理发店、去与裁缝争论、去邮局寄信、去银行查询收款信息……在这些接触中，我们感受他的谦卑个性，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书中其它篇章，有时又可以在这篇《散步》中找到影子，比如紧随其后的《猴子》，就可以联想到《散步》中关于狗、关于不幸的孩子的论述，以及最后那悲伤的、没有到来的爱情——“我采集花朵，是为了拿它们祭奠我的不幸吗？”
有趣的是，瓦尔泽在叙述中会不时跳脱出文本，让代入到故事叙述者的读者突然又回到现实世界。
《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
【意】卢卡·巴拉内利、埃内斯托·费里罗/著 毕艳红/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这是一本字面意义上“好看”的书：原因无他，唯图多尔。英文书名就叫Album Calvino——《卡尔维诺像传》。书中收入的大量照片和图片都是前所未见的。我一直非常好奇，像卡尔维诺这样智慧的作家在家庭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书中由他的遗孀埃丝特·卡尔维诺首次公开的家庭珍藏的照片，满足了我的窥探欲。我还在书中看到了许多原版卡尔维诺作品的封面图片，让我想起了过去流连卡尔维诺中文网，翻看不同版本卡尔维诺小说封面的美好时光。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张卡尔维诺的自画像（他正在织毛衣），虽然不过草草数笔，其中流露出的可爱、温暖而又机智、俏皮的气息，让我确定：这就是卡尔维诺！
《<十王经>信仰：经本成变、图画像雕与东亚葬俗》
张总/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3月版
关于《十王经》的研究，曾阅读过杜斗城和太史文的著作，不过，其中一些演变的环节，始终难得到清晰的解释。这一方面是文献的阙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涉及民间信仰，文献有时难以与实际的宗教仪式合拍，有很多仪轨、活动的含义只能靠揣测。而张总先生这部巨著应该把这些环节都尽可能连接起来了。关于十王信仰的演变过程，张先生在导言中有简单的介绍：
十王信仰之基础是大乘佛教的功德转让观念与中土传统的儒家守孝思想之结合。轮回转世是佛教的时空世界观的基础，业报更是佛教核心观念。中土传统生死观有魂魄不灭、善恶有报、孝亲为大等内容。轮回地狱等说较中土生死观更明确，于儒家理论不言处多有补充，因而佛教诸说传入后得以流行。至于具体丧仪，七七斋为亲人追福，通过为父母等亡人做功德，可以免除其入三恶道，非常符合国人的心理需要。但中国传统丧葬礼制基干是三年守孝，所以，七七斋结合百日、周年与三年期，共有十日次，即依照佛教中基本的转回说，有情众生去世以后经中阴而转世，中阴阶段为七七日——逝后四十九天内，隔七日一次，共七次可转世；加上中土传统丧制后期的百日、一年至三年，从而形成了十个特定的时日。
在这个十个时日，逝者神识要经过十次审判。法庭由冥界王者主持，因有十位冥王。其中阎罗王来自印度、转轮王亦如此，而泰山王则是中土冥主，此三王构成了十王的核心。其余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变成王、都市王也应产生于中土。其中来自印度的阎罗王与转轮王，是轮回转世的主要实现者，而泰山以及相关余王，则是中土原有或新增，使守孝三年之老规矩得以完成。事实上，汉代已流行魂归泰山与百日卒哭至三年孝期，承纳了随后涌入的转世与善恶及功德思想，经南北朝时融合天竺转回报应与中土神识受报，至隋唐时期汇通成熟，成为社会习俗。佛教七七斋加上中土三日，十个斋日实已多有运用，故有产生十王之需要，十王之出现才有必然性。十王庭审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构成了斋会的完整性。亡者的亲人在十个斋日举办斋会，写经造像，供养僧人佛像，其功德可以回向转给逝者。功德转让并非小事，死者可借此在轮回中上升，避免下至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不仅如此，生者还可预先为自己修积功德——哪怕只在月十五与三十，请佛延僧施财斋会甚或仅烧点纸钱，逝后即可用上，免入三恶道而转为上道。（导论，第1-2页）
作者研究指出：《十王经》以《阎罗王经》为基本，向预修方面侧重者为《阎罗授记经》，向亡斋方面发展者为《佛说十王》或《预修十王经》。整部书的重点就是经本的演变及传播的过程，各章分别介绍中国各地与十王信仰相关的窟像寺殿雕绘、十王信仰下的斋事践行与追福法会、十王信仰由中国东传影响日本与朝鲜半岛、近古及现代各种艺术表达和宗教仪式中呈现的十王信仰。文献材料特别是图像材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试举一例：
作者指出，在北朝造像碑图像之中，率先出现了阎罗王与五道大神。中阴界的官僚体系，或从这一点生发开来的。北魏太昌元年（532）陕西省富平县的北魏樊奴子造像碑，是樊奴子为亡父及七世先祖祈福所造。碑厚重而四面开龛铭像，辅以浅刻浮雕。以此手法镌刻出的阎罗王与五道大神，并坐于此碑阴面的下层。……此碑可证阎罗王与五道大神合作，分工执掌幽冥，中阴冥判实已具备，虽然尚未见经典或文献之介说。（59页）
此碑的完整拓片特别是碑阴的图像，就是作者经多年寻访找到的，并绘出线图。这一研究对于冥府源流的考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又如对陕西铜川耀州神德塔寺经本残片的分析，发现其具有多项原初特征。更由于现知早期经本的某些内容可与现知考古存迹中的某些作品对应，如绵阳北山院铭刻王名和敦煌壁画存迹，前者的诸王名称、次序与《阎罗王经》对应，后者题记可与《阎罗王授记经》对应。如此可知，早期经本虽无图，经本之外仍有图文对应，如此打破原藏川创图之说，更可进而推论，藏川或非实名，只是四川僧人托名。在可排出的经本与图像发展序列中，从经文长行偈语到赞句图画，在藏川署名之前全已出现。藏川只是一个发扬者或者说应时之需，将已经成形的经文与图像弘扬促进。（780页）
书中有九百余张插图，很多图片颇为难得，而且可以从中发现冥府历程中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作者说，某些图像中，食肉动物都是戴着枷锁，而食草动物则没有刑具；比如第三章中有大量阎罗王与地藏并坐审判的图像，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冥府实行行政首脑与精神领袖双头制的模糊暗示。
作者还讨论了不少冥界演变的关节点，比如中阴与冥界的融合：
因十王中的阎罗王本来就管理地狱，执掌中阴十王后，界限难以完全划清，导致了中阴整体向冥界契入，或者说冥界渐次“吃入”了中阴。这个变化有着清楚的图像证据来证实。本来中阴阶段的庭审，也有刑罚，但与地狱的惩罚不同。人间的刑惩与狱惩也是不同的，但是仅从刑具而观就容易混乱。我们从图赞本《十王经》所见，实际上没有狱刑惩罚，只有善恶者的对比，或者说做造功德者与未做（且原有一些罪业）的对比。亡魂经十王庭审之后，才入地狱或恶道、或升人天等道。但是地狱渐与庭审联结。（784页）
总之，无论从图像还是文本角度看，此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东亚民间信仰和葬俗的富矿。
《时间，这伟大的雕刻家》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 魏柯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月版
推荐人： 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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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是独树一帜的作家。她游历过世界，还神游于时间。她的《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两部小说已经很有名了。这本《时间，这伟大的雕刻家》则是一部随笔集，收录她的18篇曾刊载报刊或单行本出版过的文章。
以下摘录一段来自书中《历史小说中的语调与语言》：“我们从泽农所讲的语言，或更准确地说是多种语言（因为哈德良是双语，泽农则是多语）中，还能对口语有所了解，而我们从2世纪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将永远不会获得任何对口语的认识，这说明语言是在向口语的方向演变的。姑且认为从1550年至今，法语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常常变得更糟，并走在作茧自缚的狭隘的修正道路上，但我仍可让我的人物说出无数原汁原味的话来。我承认，尽管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审慎印象，我还是就每个可以的词查了词典，即每个我预感是在16世纪后或最多17世纪初进入语言体系的词，并无情地将之舍弃，因为我的人物不会以这样的形式表达思想。以几乎同样的谨慎，我尽可能避免使用任何来自16世纪末之后的日常用语，而我本来很可能忍不住使用它们，仅出于对优美意境或古风的热爱而无任何其他合理的心理基础。正是为‘年代感’而贴上去的词或细节，与同样经常出现的时代错误一样，使‘历史小说’名不副实。”
《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
李孝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4年5月版
推荐人： 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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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言赘语》作为一部文集，乍看之下所涉主题跨度极大，从朱元璋一直写到胡适。但如作者所说，其论旨皆和他多年来处理的几个课题——启蒙、宗教、城市——息息相关。相比于繁体字版，简体字版调整了章节顺序，赋予了全书更强的“层次感”：首先是两篇思考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理论文章作为导论，其次是四篇与城市文化相关的文章，从上到下，从国家、统治阶层到个人，论述明清文化的志怪面相，再是一篇回顾开封演剧历史的文章过渡，最后来到晚清，讨论百科全书家和白话文。整体谋篇，仿佛有个从宗教到科学的转换。其实，细读本书篇章，不难发现全书论旨在深层的一致性。比如《天道与治道：明太祖统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通过“突显超自然、非理性、不可知的神怪力量，在明帝国统治阶层——特别是皇帝们——的言行举止间所占有的分量”，来呈现其时“天道与治道交融的统治意理”，继而强调了“现代世界与明帝国的断裂”。比如《清中叶以降开封演剧活动》，结合开封城市史，展现了豫剧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以乡村及下层民众为主要诉求的民间剧种”的面貌。比如《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一方面发展了没有清末白话文，何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题，一方面又非常清晰地论证了胡适在白话文运动史上的地位：“他把清末已经蓬勃发展的白话文重新定位，将它的对象从下等社会或中下等社会，扩及每个层面。”神怪，民间剧种，白话文，似乎问题的出发点终究是现代，而切入视角是上层和下层的关系。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美】茱莉·菲利普斯/著 栾志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2月版
推荐人： 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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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母职与创作、婴儿与书本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当这本多人传记中已为人母的女性们纷纷在事业上获得耀眼的成就时，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多丽丝·莱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厄苏拉·勒古恩获得了美国最高文学奖项国家图书奖；艾丽斯·沃克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奥德雷·洛德围绕交叉性展开了论述；安吉拉·卡特被认为发出了最能定义20世纪英国的文学之声；苏珊·桑塔格被认为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评论家之一；爱丽丝·尼尔见证了自己的作品跻身正典……菲利普斯试图在本书中追溯变化发生的过程，困难在于，很多作家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保护母子空间，合谋保证它不被审视，或宣称母爱是不可再现的。在探索创作者母亲们的主体性的过程中，菲利普斯发现了两条线索：干扰和毁灭；在这趟旅程行将结束之时，她在结尾处提炼了书中的女性在生育孩子的同时不牺牲自己的创造性所绝对必须拥有的东西：时间和自我。
为人母是这些女性的生命故事中的一个部分，远非全部，很多时候甚至很难说是主线，她们有着不同的出身、阶层、种族、婚姻或亲密关系、人生际遇和挑战，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她们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范母亲，会沉浸于创作而把婴儿放在逃生梯或是书桌上，她们或多或少都是“母亲中的不法之徒”，但在一些情况下，她们仍然可以达成某种平衡。奥德雷·洛德的女儿贝丝的这段话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我认为，为人父母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自由的……不要把他们看作你的延伸，而是他们自己，并据此来做自己：你只是他们的监护者，直到他们不再需要监护，并给予他们你所能给予的。这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育儿之道。”
《无增长的繁荣》
【英】蒂姆·杰克逊/著 丁进锋、诸大建/ 译，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推荐人： 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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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所著的《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一书，首版于2009年，恰逢全球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之时，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日趋严峻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开始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质疑。我阅读的是作者于2016年发布的修订版。
蒂姆·杰克逊在书中质问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是否为一个可持续的目标。书中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对持续增长的追求，并探讨了一种不依赖于经济不断增长的繁荣观念，主张繁荣不应仅视为经济活动增长的结果，而应更广泛地涉及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对于这几年来经历了巨大变化的人们来说，重新阅读本书格外重要。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更加严峻的环境危机、资源枯竭和经济不平等的挑战。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尝试各种思考和行动，包括斋藤幸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引起的讨论、上世纪70年代诞生的“去增长”理论重新受到关注、企业实践ESG理念、媒体报道引入气候变化视角，以及城市年轻人流行起“走进自然”的风尚。这些尝试看起来似乎都在寻找解决当前困境和提升幸福感的方法。然而，是否这些行动能够真正引发增长模式的改变，还存有疑问。
首先，改变生活方式需要持久的意志力，而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意愿和基础。
其次，支持“绿色新政”的观点认为，人们对“去增长”的担忧过度了。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可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好像我们可以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避免可预见的后果。
第三，从宏观角度来看，“去增长”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就业机会减少和财政收入下降，并可能不公平地影响低收入群体。2024年1月，冬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指出全球经济分化与不平等问题加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仍在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增长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同时兼顾“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物质欲望与地球家园有限本质之间的矛盾”，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和许多变革初期一样，惯性的力量很强大，而且虽然口号容易喊，但实践起来则困难重重。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不妨碍《无增长的繁荣》成为像我这样的读者无法绕过的读物——只要我们关心自己的幸福，就会与书中的核心问题产生共鸣：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活得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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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的剧目
昆曲剧目的来源，最远可从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算起；近则是明、清传奇和极少量的杂剧。在时间的跨度上，几乎包罗了整部戏曲史。因此，从昆曲的声腔创始人魏良辅算起，是四百多年；从剧目来说，将有八百年历史，就更悠久了。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剧作家，像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高则诚、施惠、徐渭、汤显祖、李玉、吴炳、洪昇、孔尚任等等，他们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像《单刀会》《汉宫秋》《倩女离魂》《墙头马上》《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四声猿》《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清忠谱》《一捧雪》《西园记》《疗妒羹》《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是足以列入世界戏剧艺术之林而毫无愧色的，有些剧本也早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在世界各国了。根据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庄一拂所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统计，共有戏文（即南戏）、杂剧、传奇总数四千七百五十余种，其中原本失传的三千多种，现存的一千七百多种，包括国内、国外的昆曲源流及其变革，公家和私人所藏。这个数字，还是可说很丰富的。
但是，非常遗憾！这一千七百多种存本之中，除掉经过近年来整理改编的少数几种，像《十五贯》《牡丹亭》《墙头马上》《西园记》《西厢记》等以外，绝大多数的整本戏，早已在传统昆曲舞台上失传了；换句话说，在上述那些整理改编本出现以前，以我近八十年的看戏经验来说，没有一个整本戏演出过，至多是几个折子连在一起演，传统叫做“叠头戏”，止此而已。举例来说，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牡丹亭》能演的折子较多，也不过《学堂》、《劝农》、《游园惊梦》（原是一出）、《寻梦》、《冥判》、《拾画》、《叫画》、《问路》、《硬拷》等几折，《南柯梦》只有《花报》《瑶台》两折，《紫钗记》只剩《折柳阳关》一出。洪昇的《长生殿》总算保留得很多，也只是《定情赐盒》（原是一出）、《疑谶》、《絮阁》、《密誓》、《惊变》、《埋玉》、《闻铃》、《迎像哭像》（原是一出）、《弹词》等几出。再说，明、清两代的杂剧，虽不比元代那样兴旺，但作品也还不少，可是传统昆剧舞台上，明代杂剧只有徐渭的《狂鼓史》（即《骂曹》）一折，清代杂剧只有蒋士铨的《四弦秋·送客》和杨潮观的《吟风阁·罢宴》各一折。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了。
昆曲电影《游园惊梦》
梅兰芳饰杜丽娘，俞振飞饰柳梦梅
《长生殿·惊变》
俞振飞饰李隆基，言慧珠饰杨玉环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现存的一千七百多种本子，包含多少出（折子），姑且不论，就以这一千七百多种为基数，再来看看：过去苏州全福班老艺人，号称能演八百出折子戏，岂不是在存本一千七百多种之中，每种演不到半出戏吗？后来仙霓社“传”字辈能演四百七十出，岂不是每种只能演四分之一出戏（略多些）了吗？当然，到目前，南北昆曲剧院团中青年演员能演的就更少了。
如果说，那么多的著名和较著名以及不著名的作家们，写出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品或者不是太优秀的作品，应当肯定昆曲剧目的“源”，是久远的、广大的，人们常提到的家底丰厚，对剧目来说，十分确切。至于剧目的“流”，反映在整本戏不能演、折子戏数量下降这两个问题上。
昆曲由演整本到演折子是有“得”、有“失”的。由于折子戏的盛行，促使昆曲的表演艺术的提高，形成精美细致的艺术风格，这是很鲜明、很成功的“得”（这个问题，下文还要细谈）。然而剧目上的“失”，也是十分明显的。许多剧目，无头无尾，真是“前不把村，后不把店”，情节不贯串，不完整，叫人怎么看得懂？（编者按：此处俞老以《西园记》折子戏为例，说明情节不完整而产生的问题，从略。）这种剧目上的“失”之所以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剧本篇幅冗长，结构松散，一本传奇二三十出还算是小的，四五十出的比比皆是；最长的像清代的《升平宝筏》《劝善金科》《昭代箫韶》等，整本戏达二万零四十出，请问如何演得全？如何看得完？就是那些二三十出和四五十出的整本戏，也只能适应豪门富户的需要，才能一连几天，吃酒看戏，通宵达旦，欣赏它的全貌。一般群众，怎能办到？因此，从当时（明代中后期）开始，已经产生了散出戏的上演，并且印行了许多种选集：清代乾隆年间的《缀白裘》是典型的选本，流传甚广。我们可以从不少文集、笔记、日记之中，以及《红楼梦》里面，看到有关这种情况的叙述。
在剧本结构存在弊病的影响之下，许多本子无法演出，绝迹舞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损失！
我认为，从演整本到演折子，是演出剧目的一次变革，特点是“化整为零”，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两方面都值得重视。根据现在的需要来看，应当对演出剧目，再来一次变革。这第二次变革的特点是“缩长为短”，要比较自觉地吸取第一次的经验和教训，把剧本整理改编得完整紧凑，把表演处理排练得精当优美；在曲白的文学、声腔和唱念技法上，既要符合格律，又要容许在格律、范围内灵活掌握。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一定会使许多传统剧目，出现新的面貌，从而受到观众欢迎。那么，这第二次的剧目变革，将是对昆曲优秀传统的最好的继承，也是最好的革新途径之一。（蔡正仁：这就把传承和革新的关系讲活了。）
昆曲的格律
文学艺术的一切品种都有它的特定形式，都有它的特定格律，戏曲艺术也不例外。戏曲艺术中的声腔是不同剧种的决定因素，所以声腔的格律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戏曲声腔分两大类，一类是曲牌体系，另一类是板腔体系。板腔体系的剧种很多，像京剧、徽剧、汉剧、越剧、淮剧、沪剧等等。曲牌体系的剧种已经很少，据说福建的梨园戏是其中之一，我很不了解；而昆曲是曲牌体系的剧种，则是人所共知的。下面谈谈昆曲曲牌体系格律的源流和变革。
曲牌体是昆曲的声腔形态，其结构很复杂，格律也很严。从结构的总体来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它有曲牌和联套两个层次，就是以一支一支曲牌为唱段结构的单位，比如一支[折桂令]是一个单位，一支[步步娇]又是一个单位，这是第一层次；几支曲牌联成一套，比如把[新水令][驻马听][折桂令]等几支曲牌联起来，叫作[新水令]套，把[步步娇][醉扶归][皂罗袍][好姐姐]等几支曲牌联起来，成为[步步娇]套，这是第二层次。作为一种声腔体裁说，总的结构情况就是这样，似乎是很简单的。
但是，谈到昆曲曲牌体的声腔格律，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曲牌体的具体运用是在曲词和音乐两方面体现的。对曲词方面来说，曲牌体就是昆曲的词式；对音乐方面来说，曲牌体就是昆曲的格律。词式和乐式，乃是昆曲曲牌体系的内涵。而词式有词式的格律，乐式有乐式的格律。词式和乐式既是“各有所司”，又要“互相合作”。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好像是商业上的联营机构。正因为如此，就要求词式的格律和乐式的格律之间，必须相互配合，紧密协作，不要彼此矛盾，破坏对方的格律。
所谓词式的格律，就是每一支不同的曲牌都有其一定的句数，每句有其一定的字数、四声位置和押韵位置。每一个不同的联套，都有其规定的多少曲牌、哪些曲牌，和这些曲牌的前后次序。关于词式方面的专门著作很多，比如《太和正音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南词定律》《钦定曲谱》《南北词简谱》等等，可以查阅。一般来说，这些著作要求既严格、烦琐，而且非常呆板，有些僵化，使人望而生畏。根据实际运用情况看来，词式之中，确实有其灵活变通的另一面的，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人把词式的宽和严的道理揭示出来，这样就造成两种各趋极端的结果：一种是完全保守的、封闭的，死死抱住上述几本专著曲谱不放，好似荆棘丛中，难以举步；另一种则是去掉一切格律，独行其是，表面看来倒是“开放性”的进步和大胆行为，但是，他们落得一种订谱者无从下笔、演唱者难于张嘴的效果。即使勉强做了，还是不像昆曲，所以这是种鲁莽决裂的做法，不能为有识之士所接受。
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历来所有的专著曲谱是不完整的，它们只是列出了曲牌体格律的一个方面：词式，而缺少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乐式。这不是配套成龙的发电机组，怎么能够叫它运行起来发出电力呢？曲牌体的格律之中，何处应该严格遵守，何处容许灵活运用，必须要从词式和乐式两方面来寻找答案，才能解决。否则就像一辆汽车只有一边两个轮子，另一边没轮子，是永远行驶不起来的。但是，偏偏古人没有一部讲乐式的曲谱传下来，还不知道是不是从来就没有人写过。我们常用的几种曲谱，像《遏云阁曲谱》《六也曲谱》《春雪阁曲谱》《集成曲谱》《与众曲谱》，以及我编的《粟庐曲谱》《振飞曲谱》等等，都是唱曲用的谱子，不是乐式的曲谱，不能解决乐式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对昆曲声腔传统的继承和改革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粟庐曲谱·琴挑》书影
《振飞曲谱》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振飞曲谱》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昆曲声腔的来源，许多戏曲史、音乐史上都说是受到了唐宋大曲、鼓子词、转踏、唱赚、诸宫调等古代歌舞音乐和说唱音乐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这个说法在许多古典论著中也曾写到，不能说没有根据，但这仅仅是文字叙述，谁也没有见到过这些唐宋乐谱，连元代的杂剧所唱北曲也没有传下一本谱子，那就缺少实物来作根据，没有办法具体地论证清楚昆曲声腔的来源。现在昆曲所唱的北曲中，还有几出元杂剧折子，像《刀会》《扫秦》《认子》《借扇》《五台》等等，但都已是昆曲化（水磨调化）的，有没有保留若干元曲声腔的原来面目在内呢？谁也不能指点明白，可又谁也无法否定。不仅如此，就说魏良辅创造了水磨调吧，也何曾有过具体物证——他写的曲谱留下来？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认为，还是当时的封建社会对艺人创作不重视，以致造成这样“文献不足”的严重后果。
因此，如果现在要研究昆曲的乐式格律，只能从其“流”来着手，也就是以现存的唱曲用的乐谱为根据，加以分析，提出理论，才有说服力。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到清代乾隆年间的叶堂（字广明，又字广平，号怀庭，苏州人）。有的论著中称他为“杰出的昆腔研究和整理者”，是完全恰当的。他生平整理校订和创作的曲谱有《纳书楹曲谱》正集四卷、续集三卷、补遗四册，《汤临川四梦全谱》；此外，还创作了《北西厢曲谱》，所谓“从来未歌之曲，付之管弦”（关于叶堂的唱曲艺术，留待后文再谈）。
从叶堂整理和创作曲谱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到三点，都是有关昆曲声腔变革的：
第一，叶堂对许多流行剧目的乐谱加以整理校订，总的精神是改正原谱的错误和加工提高质量，使之比前更为优美悦耳。他这项工作，虽然为当时“清工”唱曲艺术服务，但后来也促进了“戏工”的歌唱。他的“第一弟子”钮匪石（名树玉，苏州人），教授过著名艺人金德辉，还当场示范，把曲子的节拍和表演动作的腰肢、手脚尺寸紧密结合起来，加以指点，讲得头头是道，使金德辉佩服得五体投地（转引自陆萼庭著《昆剧演出史稿》）。
第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原是为江西的宜黄腔写的。虽然也采用曲牌联套体，但未能符合昆曲声腔的要求。有人把《还魂记》的曲文作了改动，汤显祖大为不满，由此与沈璟之间引起一场所谓的“汤沈论争”，成为戏曲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叶堂则对“四梦”（当然包括《还魂记》在内）中不符昆曲格律的曲词，采用“集曲”的办法，订出了昆曲的乐谱，不仅恰当妥帖，而且精细优美，超过前人。周贻白曾在所著《中国戏曲史》中，把《纳书楹》同《吟香堂》两种曲谱举例比较。叶堂所用“集曲”方式是早已有的，但他这样运用是一种变革。
第三，从上引“以从来未歌之曲，付之管弦”来看，王实甫《西厢记》在清代乾隆年间早已无谱可依，无人能唱了。而叶堂把这部长达二十折的名著，订出了全谱，尤其是在元曲唱法完全消亡以后，进行这项工作，太不容易了！尽管这个乐谱，可能已非元曲面目，但对昆曲声腔的变革，正是一个重大贡献。叶堂所校订、创作的曲谱，流传至今，是份宝贵的音乐艺术遗产。所可惜者，他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升华为理论，为后人研究昆曲的乐式提供资料、指引道路。
说到这里，我可以报告一个消息。我的朋友王守泰、朱尧文、樊伯炎、陆兼之等十多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花费了三四年的时间，对昆曲乐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探索和科学的分析，集体编写了一部《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曲部分八集，共计一百四十万字，已经脱稿一年；北曲部分尚在进行之中。虽然几位看到过书稿的专家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一致给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资金困难，至今未能付印，使我深深感到惋惜。（编者按：《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套”部分，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北套”部分，1997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然而，这部著作的编写成书，事情的本身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作者对南曲的近三百支曲牌，从音乐角度出发，把句逗、词段、主腔、板拍、旋律变化等事项，分析得非常清晰；对南曲若干联套方式，把首牌（主曲）、次牌、套牌、孤牌单套、合套、覆套、曲式等等，叙述得十分明确。全书有理论，有范本，有谱式，有例证，确是一份丰厚而珍贵的艺术财富。我在前面谈到昆曲乐式的奥秘，前人没有揭示，现在这十几位编写者努力写成此书，指出乐式和词式的紧密关系，为昆曲音乐艺术的继承和变革提出理论，开辟途径，将起到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我的老朋友们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他们的贡献，绝不低于清代的叶堂。因此我乐于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曲牌体的词式，也需要有人把古代相传的几部词式曲谱，进行一次清理工作，结合乐式的研究成果，对词式的规范和法则，进一步地加以探索和总结。唯有这样，才能摸清昆曲音乐的规律性，这就是前人所谓的“声律奥秘”。然后在此基础上，搞突破、搞创新，有了优秀传统的继承性、延续性，这样的变革才能站住脚，是有益的和有效的了。
昆曲的歌唱
上文说过，在宋、元时代，就有专门研究唱曲的“唱家”。在魏良辅时期，吴中著名的老曲师有袁髯、尤驼；同时娄东（太仓）张小泉、海虞（常熟）周梦山、梁溪（无锡）潘荆南都附和魏良辅的水磨调。还有张梅谷、谢林泉善吹箫、笛，为魏良辅伴奏。这些都在明代后期沈宠绥的《度曲须知》和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中提到的。《度曲须知》中还说魏良辅所唱的曲子，其中有“拜星月”一支。这支曲子是《幽闺记·拜月》里闺门旦唱的，因此现在有人确定魏良辅是唱旦角的。不过，《度曲须知》中还举了“折梅逢使”“昨夜春归”，应当属于散曲，不属于哪一个行当（家门）。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理解到“唱家”有专工一个行当，也有泛唱各个行当的。我的父亲就能唱生、旦、净、丑，而以小生（包括官生、巾生、雉尾生、鞋皮生等）为侧重点，他教我习曲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认为，各个行当都有好曲子，都应当学，才能融会贯通，提高自己的唱曲艺术。所以，净角的《刀会》，老生的《酒楼》《弹词》《骂曹》，旦角的《游园惊梦》《断桥》《认子》《思凡》，丑角的《扫秦》《问探》等等，我都向父亲学过。当然也和父亲一样，以小生为主要习曲对象。我所熟悉的老曲友中、“传”字辈老艺人中，都有一些“多面手”，因此他们的昆曲知识就能随之而积累丰富。如果现在搞编剧、导演、谱曲工作的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将会对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正因为“唱家”历史悠久，所以“清曲”（“清工”）非常值得肯定。
第一，历代清工对唱曲艺术贡献很大。他们加工提高，并写出讨论唱曲的专门著作，如明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内容丰富精辟，对某些毛病和错误，加以揭示和纠正，直到现在，还有实际指导意义。
第二，在昆曲由盛转衰的近两百年中，专业艺人的舞台演出逐渐减少，而业余爱好者组织（曲社、曲会）的唱曲活动仍然活跃。（蔡正仁：这是一个奇特的现场。）且不提过于遥远的，就从我六岁开始习曲说起，八十个春秋之中，我在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参加过好多曲社；就在本港，也和不少朋友一起唱过曲子。到了今天，不仅国内，甚至美国，不也有包括美国朋友的许多爱好者在展开唱曲活动，从而使我国这一优秀的文化艺术传布得愈加面广了吗？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南昆全福班散歇以后，就是由苏州、上海那些老曲友（张紫东、徐镜清、贝晋眉、穆藕初等）出资创办了苏州的“昆剧传习所”，于1921年秋季成立，开始教学昆剧。后来上海曲友们又成立了“昆曲保存社”，并为传习所继续筹募经费。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培养出了一大批“传”字辈艺人，今天他们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了。现在昆剧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一批一批青年演员是再由“传”字辈老师们培养出来的，昆曲艺术终于传了下来。所以，不能不说唱曲艺术的延绵不断，对剧种的薪火不绝，起了很为深远的积极作用。
具体说到昆曲歌唱的源流、变革，我必须回过头来，谈谈乾隆年代的叶堂和清末民初的我的父亲俞粟庐这两位昆曲界前辈。
过去，田汉曾经说过，昆曲有“四定”：即定词、定谱、定腔、定板，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田汉这一评论，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所谓定词、定腔、定板都综合体现在定谱之中。明代人唱曲用的曲谱，我未曾听到过，可能已经失传了。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唱曲可用曲谱就是上文提到的《吟香堂曲谱》，刻印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现在可以假设它属于明代曲谱的系统，继承了某些明代唱腔。隔了三年，即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叶堂的《纳书楹曲谱》刻印行世，在唱腔上有所不同。前面说过周贻白曾作比较。再隔一百六十一年（一九五三），我在香港影印了《粟庐曲谱》，是继承我父亲的渊源的。前后三种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些唱腔在随着时代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着。虽则“移步”不“换形”而一步步地在趋向精细，增高美感。这是一种曲谱上的变革。
至于具体如何唱，有了曲谱，还要会唱，就是要靠歌唱技巧，技巧有不同，效果也有高下。（蔡正仁：这很重要。）叶堂是著名的清唱专家，当时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说：近时以叶广平（即叶堂）唱口为最著，《纳书楹曲谱》为世所宗，其余无足数也。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在《书金伶》一文中也说：“乾隆中，吴中叶先生（叶堂）以善为声老海内。”叶堂的“第一弟子”钮树玉曾教过苏州集秀班名旦金德辉（即龚自珍文中的金伶）唱曲，金德辉放弃原来的唱法，改学钮树玉的技巧，唱起来如醉如痴，声音细若晴丝，一字唱做几十个转折，结果把听客都唱跑了。金德辉烧掉了钮树玉的谱，钮谱竟至不传。（蔡正仁：这太重要了。这种唱法俗称“细声细气”，他是唱给自己听吗？何况也不好听不美！记住：把听客都唱跑了。金把谱子烧了，还是不明白，他把听客唱跑的原因，不是谱子，而是那种细声细气的唱法。）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第一，昆曲唱法确实有过流派，钮树玉唱的就和金德辉原先唱的不同，所以改学；第二，钮树玉的唱法不仅与一般不同，甚至和他老师叶堂也不一样。否则，为什么叶堂的唱口被人推崇，而钮树玉教了金德辉，金德辉却弄得狼狈不堪？第三，我的父亲是向华亭（松江）韩华卿学的曲子，韩是叶堂的再传（或三传，不清楚）弟子，所以吴梅（瞿安）先生称我父亲唱曲是叶堂正宗，而我父亲的唱法，并没有钮树玉的毛病；第四，曲谱是死的，唱法是活的，关键在于运用。我父亲的唱法，在《度曲一隅》昆曲保存社同人的跋文中，有很好的概括：
其度曲也，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运气敛而不促。凡夫阴阳清浊、口诀唱诀，靡不妙造自然。试细玩其停顿、起伏、抗坠、疾徐之处，自知叶派正宗，尚在人间也。
所谓《度曲一隅》，是我父亲七十五岁那年（一九二一），为百代公司灌制十三面唱片的曲谱，由我父亲亲笔书写，合订成册。可惜当时录制技术水平不高，尺寸又快，效果不能和今天的录音带相比。后来，有人为我翻录了磁带，音质很不理想。由于我父亲教授不少学生，称为“俞派”，在江南、浙西的影响很大，人称“曲圣”。连印度泰戈尔纪念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一张唱片《三醉》和《拆书》（引自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上述《度曲一隅》跋文所说“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运气敛而不促”四句，是我父亲唱曲风格的特点，对于有些唱口一味在高而细上追求所谓“效果”、“味道”，正是一种变革。请问，如果音色、音量，不亮而暗，不堂而瘪，使听者侧耳不闻，怎么还有美感？我从小接受了父亲的教诲，可以说至今还是守着“家法”的，下面就扼要介绍一些“俞派”唱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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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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