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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中国对它的贸易顺差也越来越大，中国成了美国一年3000多亿美元贸易赤字的竞争对手。
美国跟中国，为什么会有贸易逆差？
一、从美国方面来说
⒈美国的储蓄率低
学习宏观经济的国民收支基本平衡表，最后会落到一个短短的公式上，外贸逆差等于你的投资大于储蓄的部分。反过来储蓄大于投资，你就会有贸易顺差，这就是两国的基本特点。
美国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低又要消费、又要投资、又要打仗，又要财政赤字，那肯定要有贸易赤字了。这就是内部平衡决定着外部平衡，内部的不平衡决定着外部不平衡。
中国的问题刚是相反，老有那么多顺差，就是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太高。
⒉美元的问题
美元是国际货币，导致美国每年必须得有点赤字。为什么呢？
也许在座谁的钱包里摆着一两张美元，这美元是怎么到你手里的？怎么会在你的钱包里留下来？它一定是美国印的票子，它是美国财政部部长签字发出来的一个债券。他用这张美元买了你的东西，付给你这几张美元，但是没有再卖给你东西，也就是没有再把这些美元收回去，于是它就留在了你的钱包里。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人民币老出不去，原因就是我们买了人家的东西，人家又回过头来买了我们东西，于是钱又回过来了。
美元要想成为国际上的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就得每年有点赤字，你得只买不卖，才能够有一些新的美元沉淀在国外，沉淀在你的贸易伙伴手里面。这在经济学上叫做“特里芬悖论”，你是国际货币的输出者，国际货币的印钞者，你不可避免的每年得有点赤字。因为每年各国的经济都在增长，交易手段要提高，储蓄货币相对的比例也需要扩大，所以大家对于货币的需求每年就会多一点。
比如今年中国人钱包里有了两张，明年巴基斯坦人的钱包里面也要有两张，今年只有一部分人有两张，明年经济增长了，更多的人也要拿两张，于是美元就会越来越多，每年都会有一个增量。每年的增量都要从你的赤字上，也就是贸易逆差来支付国际的货币。
奇特的是，有人觉得好像美国人吃了亏，总是美国人有贸易逆差，但是逆差前面它占了多大便宜？你印了票子就能买别人东西，这叫铸币税。票子在别人手里拿着还不跟你要东西，因为钞票会有一定的存量存在经济里面，没有人跟你去要东西你就可以花这个钱。任何一个货币都是这样，人民币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的货币不是财政部发的，财政部没法花这个钱，我们是有点特殊的。
举个小例子，我们出门买一个公交卡得交20块钱的费用，交了这20块钱之后，我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个公交卡，也许这辈子我也不会再跟你要那20块钱了。虽然可能有人会去要，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拿着卡在用了。那么公交公司卖卡得到的这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钱，就可以拿去放贷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叫铸币税。
所以美国人是占了大便宜的，但是特朗普心里觉得逆差就是吃亏。
客观上说，有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有很多便利。我们作为一个穷国，人家不相信你的货币，所以我们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你的手里要拿点硬通货人家才信任你，这就像是一个信用的抵押物。你给一个出口信贷指标，别人才能相信你，才能先发货再要钱。没有美元拿在手里，我们还做不了贸易。美元客观上提供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我们付他点铸币税也就付了，这里面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
涉及到金融风险问题，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者，一旦世界上风吹草动，包括它打贸易战，美元就是避风港，因为美元总能印出来，不遇到特别大风险它还升值。所以市面上一出风吹草动，大家都拿美元当避风港，这也是它占的很大便宜。最近发展中国家土耳其、阿根廷都在闹货币危机，这也是它作为货币发行者占的一个好处。美国现在不说这些好处，只说自己吃亏了。当然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有一些人拿着钱不买东西。
因此，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决定了美国跟谁都可以有贸易赤字。而且这两个一般因素也并不是跟中国有什么特殊关系。以前美国是跟日本、跟德国和欧洲闹，现在也在闹。没有中国，当年美国也有赤字。1971年是美元具有标志性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电视上向全世界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本来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单方面撕毁了协议。以前大家拿美元可以换黄金，现在美元跟黄金脱钩，因为全世界都要用美元，老跟黄金挂钩，美国没办法提供那么多美元。从此以后，美元就不断地被提供出来，于是它就总有赤字。这件从经济学上说起来看似简单的事情，背后都有相连的很多复杂关系。所以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总有赤字，并不一定非得跟中国有关系。
⒊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
跟中国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不是经济原因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等等非经济因素决定的。美国有东西不卖给我们，用他们自己话说叫做出口管制。他不是管制你的进口，而是管制对你的出口。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高科技产品了。
按照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能够平衡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做是中低端产品，曾有个例子说我们生产两千万件衬衫，去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我们是在努力发展，但是在一定阶段我们主要还是生产中低端产品，然后我们来跟它换我们没有的东西，交换就是互通有无嘛。我们没有什么呢？没有高新科技产品，所以我们就要买它的高新科技产品，但是它不卖。凡是可能跟军工有关系的，现在开始跟军工有关系没有关系也不重要了，只要它比你先进的高新科技产品，为了防止你追赶，他都不卖了。中兴事件和最近华为遇到的问题，都是属于这类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卖给美国很多东西，但是美国却不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卖给我们需要的它具有优势的高新科技产品。那中美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办法平衡了。这种情况不只现在，以前就有。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禁运，就是不卖给我们高新科技的东西。从现在开始，这个贸易问题就更不平衡。前两天西方报纸说美国关于“核电”、“核能”，不是中国不愿意买，而是美国不愿意卖。包括对华为的禁令，不让你买它东西，那它的逆差会更加严重。这是跟中国出现贸易逆差的特殊问题，再加上前面两个一般性的问题，它的赤字就会越来越严重。
二、从中国方面来说
⒈中国的发展导致出口多、进口少
随着中国的发展，原先我们不能会的东西现在能做了，甚至可以出口了，特别是一些机械、设备，包括一些电子设备等等。这叫进口替代，我们想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了。这是导致我们出口多、进口少，特别是对美国进口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我们前一段时间对全世界的进口都在减少，而出口在不断增加，这是表明我们发展了。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的数字，中国所谓的投资品出口占整个出口的比重已经将近40%，投资品就包括电子、设备等等，还包括一些重型机械，中国制造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对我们的贸易顺差有一定贡献。
⒉中国的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
我们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现在还有40%几，而且长期居高不下。我们的这么多储蓄不可能都投在国内，所以要投在外面去，要么搞“一带一路”，要么去买美国的债券，贸易顺差就是这样出来的。贸易顺差就是一个国家净储蓄，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经常账户的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净储蓄构成的。
我们个人花不完的钱，都拿去储蓄或者理财买基金，或者买了债券。作为国家官方的外汇储备，也得买点东西，买什么？买其他国家的债券，虽然国家债券收益低，但是比较保险，因此我们买了很多美国的债券，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债券。自然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储蓄。最近我们减持了50几亿美元，一会再讲减持不减持的问题。
⒊重商主义倾向
我们确实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客观的说，我们的整个制度都在鼓励出口，我们出口历来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60%多，但是我们已经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贸易大国，都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欧洲。
最近大家都在议论中国企业税收负担问题，我们也计算过，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加上社保基金，加上“五险一金”算在一起，税负比美国的企业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但是美国不是增值税制度，因此它没有出口退税的问题。我们的整个税负比率比美国的公司高十几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可以出口退税，这一退税就跟它差不多了，甚至比它低了，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出口，而不去努力做好国内市场。这样的制度导致了我们的出口动力非常强。
最早的时候是鼓励换汇，只要换一个汇，就给你这个那个的奖励，那时候就缺真金白银的硬通货。到后来是可以减税，可以减少企业成本。
⒋中国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客观的说，我们加入WTO15年，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已经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现在叫高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还享受着一些低收入国家享受的特殊待遇，就是WTO规定的一些行业或产业的保护政策，理由是我有“幼稚工业”需要保护，就会有些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关税比人家高，技术转让、投资等等会有些限制。
WTO最初是一些发达国家组成的贸易体系，后来为了促进发展，也鼓励吸收发展中国家加入。但是发展中国家进入的时候，要和发达国家一个一个的谈判，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当时我们加入的时候给了15年的过渡期，15年以后要求你要变成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并不是说你方方面面都是市场经济，但是你在贸易保护、关税壁垒、投资保护等等方面，要做到WTO所要求的水平。
15年来，我们的方方面面有了很大成长，我们企业和产业都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提高了，技术也进步了。但是我们有些制度有些东西确实没有改，没有取消一些保护。这个不仅仅是跟美国之间的问题，大家可以注意，现在发达国家，欧盟也好，日本也好，还有一些其他发达国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认为中国没有做到WTO规定的要求。他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上激起了对中国的不满情绪。
从原则上来说，中国总的来讲做的还是不错的，确实没有违背WTO那些规则，而是按照WTO规则在方方面面也都做了，但是可能做的确实也不够。WTO当时允许发展中国家加入，是想给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国际化的全球贸易的平台，这是对的。但是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发展问题，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增长的问题，如何解决全球不平衡的问题，解决全球贫富差距的问题。WTO过去有这个条款是件好事，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有了这个问题，从此以后就把发展中国家给去掉了，把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件事给忘了。但是确实我们也承认，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监督或者会加进一些惩罚条款，比如十年后你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达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我最近提的方案说，WTO可以增加一些防范措施、一些惩罚性条款，但是15年可能不太够，中国15年的发展算是比较快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到不了这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非常艰难、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过程，我说你不要高估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下一步WTO改革的问题。
最近前WTO总干事拉米比较形象的说过一句话，她说WTO原来是一个富国俱乐部，然后加进了一些穷国。现在搞不清楚的是，中国究竟可以定义成一个有一些穷人的富国呢，还是有一些富人的穷国？它究竟适用哪个条款？中国的人均GDP才八千美元，中西部地区还很落后，农村还比较落后，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但是中国又有了高新科技企业，有了各种各样规模庞大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所以不管在国际上怎么说，不管WTO改革怎么做，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能力，为什么不积极的往前走？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对你的反弹，美国商会每年出一个报告，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如何不符合WTO标准，欧盟商会也年年出报告说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他们并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主动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开放中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呢？现在搞得市场和你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在制度上跟你闹，这就至少属于没有预见性，没有想到既然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你就要尊重一些规则，这个教训应该是吸取的。所以下一步问题就是加大开放，政府也承诺了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符合WTO的规则，包括推进投资、知识产权等等一系列举措。
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上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老想着呆在受保护的状态下，我们的竞争力是要打折扣的。在打贸易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个劲的把这些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客观的说，这是一件很不讲理的事，他也不想跟你讲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遏制你。但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个道理想清楚，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客观上怎么做能够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吸取教训，如何能够避免遇到这样的冲突，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让自己的竞争能力提升的更快。我们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事情没有做好，我们去掉点关税，去掉点保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成本可以更低，我们竞争力可以更高。这些属于我们内部的问题，包括外贸、吸引投资、技术转移等等方面的问题，客观上我们有许多东西需要做。
注1：全文摘自《中国经济的定力》中的2018年10月长安讲坛第342期《全球贸易新环境与中国发展新阶段》（作者樊纲，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员、博导）
注2：本文封面照片取自何利民朋友圈，特别感谢！
注3：本文将归档在本公众号的“经济领域－经济博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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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完全是由美元的性质、美国政府的信用、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等多个因素造成的。图为2017年11月24日，黑色星期五，纽约梅西先驱广场的旗舰店里挤满了成群的购物者。东方IC 图
“减少贸易逆差会促进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经济学常识，另一个相应的提法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公式是“国内生产总值=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显然，增加出口或净出口，就能提高经济增长。因此，第二个常识似乎印证了第一个常识的正确，进口太多会减少净出口和经济增长，减少贸易逆差就能提高经济增长。
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会计幻觉”
关于贸易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智囊、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2016年的一份经济白皮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当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产生贸易赤字时，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2015年，如果美国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而不是取消贸易的方式来去除5000亿美元的逆差，那会使美国的GDP增长达到5.97%。”
不幸的是，“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或“减少贸易逆差会提高经济增长”，确实只是一个由“会计幻觉”导致的错误，也是一个连纳瓦罗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会犯的低级错误。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含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的公式而认为，进出口逆差要从GDP里扣除，所以逆差下降会助推GDP下降，就等于误读了公式的含义而落入“会计幻觉”。
实际上，GDP本来就是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生产总值，进口是来自外国的产品，所以不能算进GDP，进口对GDP的计算来说永远是零而不是负数。GDP的公式也可以这样表述：“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出口-进口”。公式中之所以要减去进口，那只是因为，在计算包含了进口品的消费和投资时，没有预先扣除进口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式中要加上可能是正数或负数的净出口，那是因为在计算国内消费和投资时，没有预先把高于进口的出口部分算入；或者，没有先把高于出口的进口部分从公式中排除。
总之，增加出口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减少进口却不能提高经济增长，除非减少的部分或全部进口品能够由国内产品所替代 。
按照上述道理，我们既不能说“如果2015年美国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贸易平衡，美国的GDP多了5000亿美元”，也不能说“如果2015年美国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贸易平衡，美国的GDP多了1亿美元”。
也就是说，假定美国2015年贸易平衡了，说GDP多了5000亿和说GDP多了1亿都是错的。因为，说GDP多了5000亿正是纳瓦罗所陷入的“会计幻觉”，少进口的部分未必能部分或完全由国内产品所填补；说GDP多了1亿，则是没考虑少进口部分可能有一定的比例会被国内产品所替代。关键就在于，进口少4999亿，这个部分的需求有可能被国内产品补上，但能补上多少很难确定（见下文美国企业家的看法）。
国内替代进口的能力与三种弹性
即便假定他国不报复因而出口不受损，通过增关税、降进口解决贸易逆差，还会涉及三个大问题：一个叫“国内产品的供给弹性”，另一个叫“国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第三个叫“国内产品的需求性价比弹性”。
如果国内产能跟不上，国内产品供给弹性低，少进口的部分就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同类的国内产品价格太高，同时这部分产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高（即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最后需要考虑的，还有价格之外的产品性能和质量；如果国内替代品的性价比太低（性能更好或一样但价格高太多），国内需求性价比弹性太高（即需求对性价比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
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进口品不能被国内产品替补上，结果，美国的GDP不可能是多了5000亿或多了1亿，而是GDP的增加部分会介于1亿至5000亿之间，即不确定性非常大。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能否生产出来，并自动被消费者所接受。消费者可能存在势力分散难以协调行动的问题，但大进口商和大生产商就不同了。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就明确反对贸易保护，因为其会员中，交纳80%会费的20%的大公司反对增加进口关税，这背后的逻辑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逻辑。
为什么？因为，知道有合适的中国产品存在，这必然会使美国国内的替代品变得更难被接受；而即便能从其他国家（如墨西哥）进口，仍解决不了本来想解决的贸易逆差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许多进口品恰恰是美国厂商在中国生产后返销回美国的，而国内替代品即便能生产，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投产。
结论很简单：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中美摩擦，背后却是美国进口商和需求者与美国国内替代品供货商的冲突，同时，美国的出口商当然也面临他国提高关税和出口受阻的风险 。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8年8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办的对华贸易问题听证会上， 358名美国各行业代表中有95%表示反对加征关税。这些美国公司反对改变现状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七类：
第一，如果大公司从中国搬离工厂损失会非常大，时间会同转移出美国一样长，替代的新供应商需要很长时间也未必能找到（存在价格、规模、批量、工艺、技能、设施、运费、供应链等问题）。
第二，很多领域中国占了全
球一大半的产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中国以外投资于这么大的替代产能；如果中国产品被征收关税，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一定会针对美国市场涨价，上涨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第三，美国的工厂可能会因为关税而从中国搬到墨西哥而不是搬回美国，因为从墨西哥进口产品是免税的，减少贸易逆差的想法会因此落空。
第四，美国公司因关税而需要以更高的价格从中国进口，等于无形之中提高了欧洲和日本公司相对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
第四，美国的中小型公司和创业公司，主要零部件都要从世界电子制造基地的中国买，这些公司很难承受涨价25%的冲击，也无力负担搬迁工厂和更换供应商的成本，故很可能就此倒闭。
第五，大量美国公司和中国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取消订单将会面临高额损失，提高关税也可能只会帮助中国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第六，不少产品的美国需求只占全球10%以下，中国供应商减少对美出口也损失不大，美国进口商则必须承受巨额关税。
第七，即便是支持加关税的厂商也承认，对成品加关税可以，但零部件加关税不行，产业回流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美国的企业家们给出的信息是清楚的：即便能从中国撤资也需要时间，即便时间没问题也只能转投到墨西哥等国，即便最终能转回美国也会面临三个弹性和零部件依赖问题。更何况，目前美国4%以下的失业率和4%以上的季度增长率，已经表明了熟练工人的紧缺和贸易逆差问题与增长及就业无关。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
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从1976年的基本平衡到2006年的六千多亿和现在的四千多亿美元），可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总量却扩大到原来的三倍多（从1976年的6万亿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这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不是减少进口所能带来的。可是，为什么中国（还有德国）能够通过扩大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呢？
事情要从二战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其他货币再与美元挂钩，由此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这个体系的维持，是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或美元的净流出）来实现的。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但美元在国际上将供不应求；如果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美国的黄金兑换能力。这一“特里芬两难”及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实际结果，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美元不能再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特里芬两难”又称“信心与清偿力两难”，19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11—1993]提出，用来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编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元完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信用货币，它的价值基础不再是有内在价值的黄金，而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美国经济的强大程度。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的情况下，美国贸易逆差的“潘多拉之盒”也就随之被打开了 。
对美国来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令美国无需像其他国家那样，要通过出口创汇去参与国际分工交易，这势必减少了美国的出口动力，同时也提高了用印钞来支付进口品的动力。不管有多少国家在背后抱怨美国如何是在透支自己的货币信用，美国就是有能力以尽可能高的贴现率去挥霍自己的信用；这种信用的支撑是未来的货币收益，但货币收益最终仍然落实为某种具体效用，它一方面体现为美国政府支付公债利息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为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低通胀时价值会向资产转移），即是美国政府的能力与美国经济的强盛。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较高的人力成本导致美国不少产业开始外移，美国公司的返销品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进口的增加。还有，消费信贷和消费观念的发展，推动美国人的储蓄率偏低，低储蓄和高公债都提高了对外资的需求，而美国的外资需求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则推动了更多国家出口美国以换取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完全是由美元的性质、美国政府的信用、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国的高人力成本、美国公司的灵活性、美国市场的开放、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美国公债的扩大等多个因素造成的，这个长期现象甚至与美元的强弱周期也不相关。 为什么大幅减少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不可能之事，原因在这里。
特朗普要通过提高关税和鼓励产业回流来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可能是他和像纳瓦罗、班农这样的人，因为某些顽固的信念而误读了美元的信用和霸权本质。诚然，一些国家出口产品到美国，也确实存在不公平贸易问题（如补贴、退税、倾销、汇率操控、侵犯知识产权等），但美国自己也存在出口禁令和限制外资等问题。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已经全球化中走得很远，特朗普的短暂政治生命完全不可能逆转整个潮流，即便是出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策略和国内政治筹码的考虑也完全文不对题。
当前，美国经济靠的是高科技和服务业的稳步增长（美国在商品贸易之外的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在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和鼓励产业回流来减少贸易逆差，既会损害美国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增加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配矛盾，结果只能给国际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给全球金融市场徒增风险，伤人伤己，并以“降逆差促增长”的完全落空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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